| 汶川地震時，我想過大藝術家徐悲鴻先生；玉樹地震時，我不由再次想起了大藝術家徐悲鴻先生。
我講不清為什么對先生有一種莫名的欽佩，總覺得20世紀的中國美術史甚至文化史如果沒有了先生將會改觀多少？黯然失色多少？對于僅在世58年的先生及其藝術，現在的人們眾口紛紜。58年，你我能做什么呢？
在20世紀的中國美術史上有三位大藝術家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徐悲鴻、齊白石、林風眠。三位先生在藝術上的成就各不相同，他們的藝術同他們的人一樣或出世或入世或兼而有之；總之，他們對藝術與人生的平衡已經足以代表了他們那個時代藝術家的高度、在100年間甚至在更長的歷史長河中也是無法撼動的！其中徐悲鴻先生更是典范中的典范，因為他印證詮釋了：任何人都是社會人，怎么能夠與世隔絕呢？人創造的藝術，怎么能僅僅是藝術呢？藝術本身是獨立的宇宙，但一定存在與社會這個大宇宙中。
徐悲鴻先生在國難來臨時，他保持著藝術家的良知與國人并肩、為國人作出表率。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拒絕為不抵抗的蔣介石畫像（1935年50大壽）在1931年至1933年，他創作了《田橫五百士》和《奚我后》。抗日戰爭期間，他1936年，廣西、廣東爆發了要求抗日的"兩廣事變"，陳濟棠、李宗仁以抗日為名，向全國發出通電，討伐蔣介石。不知國民黨內幕的徐悲鴻此時正在桂林，對此十分贊同。他曾在報紙上揶揄蔣介石說："何謂蔣先生的禮義廉恥？禮者，來而不往非禮也，日本既來，奉送東三省；義者，不抗日；廉者，捐'廉'（上海方言'廉'、'錢'同音），買飛機平西南；恥者，阿拉（上海方言'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可恥。”
1938年，徐悲鴻受印度大詩人泰戈爾邀請徐悲鴻去印度。期間創作了《愚公移山》、《負傷之獅》、《奔馬》、《喜馬拉雅山》等大批作品；他一路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地開籌賑展覽會，將他在印度和其他國家舉行畫展所得金額約10萬美元全部捐出來用于抗日救亡。《在全歐宣傳中國美術的經過》一文中，有這樣的話：“……吾于展覽會一切接洽，在內在外，絕對未用政府名義……”）1938年的10萬美元是什么概念？在此我要不能脫俗的解釋一番：194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只有69.29元，1938年的人均國民收入應該不會比1949年高。2009年的人均國民收入我沒有查到，2007年公開的則是2360美元（約15000元人民幣）。如果1938年我們的人均國民收入按50元計算，徐悲鴻先生相當于捐助了1萬人以上的人均國民收入。我們再來看現在：如果有人在國難中捐了一個億是什么概念？充其量是捐助了5000個人左右的人均國民收入！與徐悲鴻先生的義舉能做比嗎？我并非否定在21世紀國難中有過捐助的人們， 我想以此來說明一個不得不說的道理：在國難中奉獻的人們都是值得尊重的！但奉獻哪能僅看絕對值？一個乞丐的一元與富豪的數千萬，誰重誰輕？我們這個時代的“拜金”可以理解，但任何時代的“拜心”是永遠不能缺少的！！
在2010年4月21日這舉國上下深切哀悼的日子里，我寫下了上面看似若有所指的文字。有些混沌：相對與絕對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