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朱其
5月下旬被邀去杭州參加了兩天國際藝術峰會，歐美的重要美術館長悉數到場，比如法國蓬皮杜中心和美國古根海姆的館長，還有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東方部主任。這些巨頭來中國是專門討論中國當代藝術的。
不要以為中國歷史、中國當代藝術是中國人創造的，這些東西就永遠屬于你，歷史有時候并不屬于當地人。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歷史只是由當地人創造，但這個歷史資源怎么使用，則不是由這個民族能決定的。比如劍橋大學可以寫“中國歷史”，現在國際出版的由西方及日韓學者寫的中國當代藝術史的著作，比中國人自己寫的還多。
因此就出現了奇怪的事情，在中國以外，關于中國當代藝術史的評價是由西方人說了算的，而不是由中國學者決定話語權。現在似乎連國內領地也保不住，比如在北京、上海的外國畫廊、外國民營美術館的話語權就顯得比中國的畫廊和美術館重要。這次杭州研討會也很奇怪，比如研討會都是由英國人和美國人主持，這就出現了一個英語政治的問題，英語不好的中國學者明顯插不上話，加上翻譯不好，主持人到會議后期就不太想讓英語不好的多說話。
西方知識分子也是有權力意識的，比如我們那個會議組是由英國原來著名的“白空間”前總監菲利浦主持的。每一個人發完言，都要大家回應，菲利普總是要讓古根海姆的亞洲部負責人先發言，第二個是讓大英博物館的東方部負責人發言，第三是讓旅美學者也是這次會議的組織者高名潞發言，第四是讓當地的地主代表英語也不錯的中國美術學院學者高士明發言，第五是讓這次活動的贊助人之一林明珠女士發言，第六是讓英語很好的北大學者朱青生發言。其他人則似乎有時間就讓他發言，沒時間就不讓他發言。
古根海姆美術館的學者基本上想說多長時間就可以說多長時間，其他人則反復被要求說得簡短。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在自己的學校演講基本上也是想說多長時間就可以說多長時間，他每次都精心準備學術味很濃的講稿。這次在自己地盤的開幕式上，他的發言因為稍長一點，被外國主持人要求盡快結束。但稍后的法國蓬皮杜中心的館長卻說得比許江時間還長，還是一些官腔十足的美術館行政和計劃的套話，卻沒有被制止。
會議后期，幾個老外當著幾個國內學者的面爭論起中國當代藝術，卻不讓了解本地藝術的中國學者多說話。外國學者在中國的地盤在中國專家面前用英語爭論中國的藝術當代史還不讓知道這些史實的中國專家多說話，這一幕讓人哭笑不得。
最后一天討論，外國主持人指定要討論中國當代藝術跟1989年的關系。有一個外國學者的理由是，中國藝術家在1989年之后紛紛離開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觸，創作出一批新作品并在西方走紅，1989年的事件是這個模式的轉折點。但中國學者解釋，在西方生活并走紅的中國藝術家，大都是1989年之前出去的。
不過比起很多年前，西方學者在中國人面前已經很平等了。比如，他們開始能容忍中國學者抱怨他們對中國當代藝術的解釋太主觀想象和政治化，上述關于海外中國藝術家與1989年的關系的想象就是一例，其實這些學者都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海外藝術家，但奇怪的是，他們十幾年來居然從未問過這些中國人是哪一年出國的，就自己假設了一個“后89年藝術模式”。
西方人異乎尋常的中國熱，當然是跟中國的經濟崛起及其未來可能的藝術崛起有關。但是這個過程卻復雜，西方學者一再表示，西方知識分子經歷了“去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潮后，已經有足夠的耐心傾聽中國人的指責。中國人既然指責他們過去在西方所做的有關中國當代藝術的展覽和評論有問題，那么請你們中國人告訴我們，西方的展覽還漏了哪一個重要的中國藝術家，并告訴西方一個正宗的關于中國當代藝術的解釋版本。
實際上，誰也想不出還有哪個重要的中國藝術家沒去過西方展覽，只不過有些中國藝術家參與重要的西方美術館和雙年展，有些則是在西方的小畫廊展出。如果說指責西方人將王廣義的政治波普捧紅是不對的，政治波普沒有深刻反映中國的政治現實，那么還有哪個中國當代畫家比王廣義更深刻呢，似乎也找不到是誰。也許有人舉例劉小東，但劉小東的畫面也只是比王廣義的中國現實“更豐富”一些，但劉小東的畫面現實也沒有達到“更深刻”。
我在閉幕會上說，因為1989年，西方批評家和學者將中國并不太知識分子的當代藝術解釋得過于知識分子和深刻，造就了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走紅。這個結果有兩面性，一方面幫助中國當代藝術逃離了當時絕望的國內困境，另一方面也產生了誤導和后殖民主義解讀。今天中國當代藝術成功了，各股政治的、商業、媒體的、學術的國內外力量都想利用中國當代藝術。因此，重要的不是急于為中國當代藝術套上光環，中國藝術圈也不應該一味抱怨西方的誤讀和后殖民政治，歸根結底我們必須看到一個事實，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尚沒有能拿出真正過得硬的杰出作品。
在這個“杰作”沒有出現前，一切抱怨沒有太大意義，一切夸張性的贊美也只是一種語言泡沫。只有在這個杰作出現之后，中國當代藝術的話語權才會回到自己腳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