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有光
華夏文化，源遠流長，從甲骨文算起，有3300年以上的文字記載。經過原始的卜巫文化之后，從春秋到清末2500年中，以儒學為主軸，經歷了四次演變：先秦的百家爭鳴，漢代的獨尊儒術，唐代的儒佛并重，宋代和明代的理學。清末以前，華夏文化為列代帝王服務，當時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和手工業，上層建筑主要是封建制度。
春秋戰國時候，學者有189家（《漢書·藝文志》），學派有“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農、雜”等家（《史記》）。諸說并起，百家爭鳴，儒學是百家之一。
儒學的奠基人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他整理夏商周三代典籍，創立以“仁”為中心思想、以“禮”為行為準則的務實學說。“仁”是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禮”是典章制度和倫理道德。孔子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培育人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建設禮儀之邦。
孟子發揚儒學，認為人心向善，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都能辨別和選擇道德行為。孔孟奔走四方，宣傳仁義，以為民為邦本，反對黷武暴政。孟子重視生產，提倡“不違農時”（耕作）；“數罟不入氵夸池”（保漁）；“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家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蠶絲）；“斧斤以時入山林”（護林）。
秦始皇以刑法暴政統一天下，焚書坑儒，二世而亡。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朝廷官學。學而優則仕，儒生是選任官吏的主要來源。
孔孟學說，實事求是，樸質無華。董仲舒把玄虛的“陰陽五行”引進儒學，提出“天人合一、陰陽貫通”的宇宙觀，把人際關系歸納為“三綱”（君臣、父子、夫妻）和“五常”（仁義禮智信）。使儒學教條化和玄虛化。
先秦多國并立，百家爭鳴；西漢統一穩定，儒術獨尊。國家由分而合，治國的學說也由分而合，這是歷史的正常進程。這時候，儒家吸收各家學說中的有用成分，豐富了儒學的內容。漢代是華夏文化的綜合和上升時期。
華夏文化長期維護中國的封建制度，使農業和手工業穩步發展。培育五谷，養蠶繅絲，采焙茶葉，制造瓷器，發明紙張。此類重大創造，造福人民，惠及鄰邦。近代以前，跟西歐、西亞和南亞文化相比，東亞的華夏文化毫無遜色，或許還略勝一籌。
佛教在東漢從印度傳來，經過魏晉南北朝近400年的傳播，到唐代已經深入民間。儒家在抵抗佛教失敗之后，改為學習佛教，使佛教中國化而儒學宗教化。
儒學是入世哲學，不談鬼神。“子不語怪力亂神”；“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中國最早的無神論。佛教重視來生（彼岸），重視死（涅般），重視鬼（陰間），人的生死由眾神管理。華夏文化缺少彼岸玄想，佛教填補了這個真空。
皇親國戚，此生享盡榮華，最怕死去受罪。勞動人民，此生受盡苦難，但求來生幸福。貧富同樣需要宗教。華夏文化于是從“人”的一元文化變為“人鬼”二元文化。
中國民間的原始道教，原來缺少教主，沒有經典，借用老子和《道德經》來充數，教義龐雜，長生不老之說向無靈驗。群眾見神就拜，不辨佛道。“儒佛道”相互影響，“孔釋老”三圣供奉于同一個廟宇之中。《孝經》、《心經》、《道德經》，同堂念誦。“三教合一”是世界少見的文化兼容。
佛教不是只有一尊泥菩薩，還有印度的建筑術、天文學、數學、醫學、語文學、因明學，以及使人耳目一樣的音樂、舞蹈、文學。江河不擇細流，盛唐的多元文化在東亞放光明，發展了從漢代以來逐步形成的東亞儒學文化圈，包括越南、朝鮮和日本。
華夏文化有強大的同化能力，以炎黃子孫為核心，經過不斷地同化四周民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漢族。從宋代算起，遼金統治半個中國337年；蒙滿統治整個中國457年。外族武力征服漢族，漢族文化同化外族。漢族和外族成為兄弟民族，合力推進華夏文化。
儒學到宋代和明代，演變成為“宋明理學”。受佛道滲透，理學掛著儒家招牌，而實際上儒教和佛教及至道教的混合物。理學的哲學范疇，例如“理、氣、性、命、太極”；“理一分殊、體用一源”，“義理、氣質、身心性命”等等，都有濃厚的佛道色彩。儒學失去了固有的朝氣，變成理論空洞，行為消極，離開孔孟之道的務實精神越來越遠，儒家的綱常名教被提高到神圣天理的玄虛高度，結果脫離群眾，喪失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華夏文化于是盛極面衰，進入衰老時期。
清代的考據是理學的附庸。在大興文字之獄的恐怖中，文人學士明哲保身，只好鉆進考據的故紙堆里。日本學習中國一千年，到了清代，日本認為不再值得學習，華夏文化維護封建制度的歷史任務告一段落，在西學東漸的潮流中開始了時代的轉換。
華夏文化既有光環，又有陰影，陰影有時蓋過了光環。高聲歌頌光環面不敢正視陰影是自己欺騙自己。正視陰影是爭取進步的起點。這里略談數事，以見一斑。
對華夏文化的影響，老子僅次于孔子。老子的重大“貢獻”是他的愚民哲學。他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智慧出，有大偽”；“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老子》）。韓非子也說：“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欲得民心則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使“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愚者畏罪而不敢言”；說得多么直率！愚民哲學使文明古國成為文盲古國。
鉗制言論，一字成獄，這是歷代帝王的專制手法。秦始皇焚書坑儒，歷代厲行文字之獄，清代更加瘋狂。文禍詩獄，愈演愈烈，血肉斑斑，不堪回顧！當國掀起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帝王正熱衷于文字之獄（《文禍史》）。
佛教、道教和理學教條，軟化了中國。這跟基督教使西歐進入黑暗時代有相似之處。西歐文化以希臘和羅馬的創造精神為基礎，后來從東方（巴勒斯坦）傳入基督教，在抵抗失敗之后，羅馬精神和基督教混合成為基督教文化。看看羅馬教廷承認“地球繞太陽旋轉”是那么困難，就不難理解慈禧太后必然扼殺維新運動。
天不變，道亦不變，進化論違背天理。理學提倡玄想，跟科學的實證精神格格不入。于是，《黃帝內經》成為最高醫學，“千年秘方”成為萬應靈藥。學習古代是學問，研究現代不是學問。“天人合一”、“內圣外王”，語詞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陳腐，道學先生意想用它來教化21世紀。
中國有民本思想，但是民本思想不等于民主制度。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中國戊戌變法失敗。提倡法治。包龍圖大行其道。既有特權，又有保密權，如何廉潔？賣官鬻爵，捐班做官，是千年慣例。秦始皇宮中泄密，查不出主犯，就殺盡可疑之人（《史記》）。
孟子重視生產，可是士夫們向來認為生產好不好只是農民的事情。孔子說：“均無貧”，“不患寡（貧）而患不均”。不怕窮，只怕大家窮得不一樣。“均無貧”的教導不僅牢記在文人學士心中，而且擴散到廣大群眾。“安貧樂道”才是君子，經商致富君子不為。以農立國，小農生產，重農輕商，厘金盤剝，經濟受封建的重重束縛，怎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呢？
清末革新派提出的改革原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際是封建為體、槍炮為用。體用分裂，就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分裂，這違背了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名為革新，實則保舊。
“格物致知”沒有發展成為科學；“民本思想”沒有發展成為民主。科學和民主是西歐脫離中世紀進入現代的關口。跟西歐相反，華夏文化吸收佛教的出世思想，從儒學的入世哲學變成理學的“準出世”哲學，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不幸進入了誤區。
以上所談，遠非陰影全景，可是足夠觸目驚心了！陰影的危害，還因為它忽隱忽現，隨時暴發，甚至以美好的名義行丑惡的勾當。為封建制度服務了2500年的華夏文化，要想轉化成為現代文化，那是一場脫胎換骨的大手術。如果對華夏文化的陰影，在理論上不敢徹底批判，在制度上無法嚴格防止，那么，我們將背著陰影遺產進入第三個千年紀。只有清算過去，方能開創未來，華夏文化任重而道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