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孫振華
就我所知，本屆深港雙城雙年展主題的“城市再生”至少有如下歧義：其一，單看字面，“再生”，就是不斷地拆舊房子，蓋新房子，不斷地更新房子;其二，還有很多建筑師認為“城市再生”這個問題是指，一個城市老化了、衰敗了，如何讓它重獲生機。這個問題的確是后工業社會的普遍問題，但不是“城市再生”所要解決的問題。
關于“城市再生”的最大的爭議來自建筑師內部。
建筑師為什么總是只從有限的建筑學的角度來理解“城市再生”呢?所以，“城市再生”的關鍵，需要城市的規劃師、建筑師的再生，是他們觀念的再生。
多少年來，建筑師的工作已經程式化了，許多建筑師不關心形而上的問題，不關心根本性的理論問題，他們更愿意關心美學，關心技術，關心建筑學本身。
要我看，馬清運提出的“城市再生”其出發點是反建筑學的，當然是現有的建筑學。它根本就不是在建筑學的邏輯框架下討論問題;而我們的建筑師呢，則以建筑學的邏輯去回應，兩條軌道，互不交匯，基本上是各說各的。
“城市再生”是一個革命性的，顛覆性的關于城市的理論， 從本質上講，馬清運是“反建筑”，不強調永恒，不強調建筑審美，他把功能、環保、可持續放在第一位。在馬清運看來，觀念變了，技術手段， 建筑學的傳統根基也應該變。
可這種改變談何容易!
所謂“城市再生”討論的不是討論如何拆房子、蓋房子;如何新陳代謝而問題，這些都只是戰術問題，技術問題，策略問題。“城市再生”討論的出根本性的城市哲學問題，簡單地說，它討論一個城市的生命周期，也就是一個城市生與死的問題。面對著死，這個城市的必然宿命，我們今天如何生?是這么一個問題。
建筑師思考城市的時候，是從自己專業出發的，每蓋一棟房子，都假想它是有意義，有價值，都應該是流傳久遠的。可是在人類歷史上，的確有大量廢棄了的城市，消失了的城市。所以，從建筑學專業出發，不能解決城市生和死的問題。
就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樣，“一朵花兒開，就有一朵花兒敗”，城市的規劃師、建筑師如何保證你眼前所規劃的城市能夠維系百年、千年的繁榮呢?你如何保證你規劃的城市能夠永葆青春而不會衰敗呢?
從技術、專業的角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只能從城市哲學的角度對待這個問題，我們只能從博弈的角度，對城市發展的根本策略進行選擇。
對于那些已經衰老，已經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的城市，建筑學本身的辦法，就是整舊如舊，把它們以原樣盡量保護起來，當成歷史標本，當作旅游資源。
這個問題放大來看，是不可行的。因為地球的土地、環境的資源是有限的，人類不可能無休止地保留舊城，建造新城。
建筑師一個勁地建造城市，當這個城市老了，沒有活力了，又瞄準另一個新城，重新開始新一輪的“書寫”。
所以，不光老城市有“過期”、“再生”的問題，就是像深圳這樣的新城市同樣也有“再生”的問題。這是將問題前置，在規劃之初，就要充分考慮它的可持續發展。一個城市如果圖一時痛快，一個勁往死里造，不計后果，不留余地，拼速度，拼規模，它的生命勢必是短暫的。就像一個小孩，天天給他打激素，吃營養品，讓他提前發育，提前成熟，將來等待他的，也一定是早早衰老的結局。
面對這些問題，“城市再生”提供了一種新的價值觀，這是一種“波希米亞”式的城市理想。既然城市必死，站在“城市再生”的立場，應該讓這一天晚一點到來，應該盡最大的可能來延長城市的生命。于是，城市規劃、建筑需要“再生”出一套新的原則和方法。例如，城市建筑不必追求永久性;建筑的宏偉、美麗應該讓位于它的實際功效;建筑材料應該充分環保、可回收，可再利用;建筑用地和能耗應該最低，或者可循環，今天是工廠，明天是農田;建筑甚至可以像蒙古包，可拆卸的，卷一卷，就讓汽車給拉走了。
從這個意義上看，“城市再生”是對城市規劃和建筑學的反思。它是一種逆向思維，它給我們一種新的城市哲學的出發點。而過去幾百年來，在建筑學院形成的那一套建筑學的思維，企圖僅僅從技術的角度改變城市空間狀態的辦法似乎已經無法面對今天的問題了。傳統的建筑形態學、建筑結構學、建筑材料學、建筑美學似乎無法解決人類未來所面臨的緊迫的問題。
建筑師需要一種知識轉型，改變過去的知識形態，從新的立場和立足點重新審視我們的城市。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城市再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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