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龐大的史前古城在晉南的汾河之濱崛起。

在這里，王族墓地、宮殿區、下層貴族居住區、普通居民區、手工作坊區等一應俱全，作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備。人們不禁將它和傳說中的“堯舜之都”聯系起來。這里出土的一件陶壺上，兩個朱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一處半圓形遺跡，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臺。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凡此種種，足以將中華民族可以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進500年。然而，圍繞這些結論、推斷和分析，爭議之聲從未止息。

在7月30日開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首次向民眾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襄汾縣陶寺村以南，地處汾河以東，塔兒山西麓，距縣城約15華里。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藏身麥田的考古工地，在47歲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糾結——他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

這位謙和寡言的學者，只有談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壇壇罐罐才會興奮起來，娓娓道來不知疲倦。他說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遺跡，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腦海里不時閃現，“跟電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處廟堂之高，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遠，一貧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權者易手。城址擴大數倍，社會更趨繁盛。城中恢弘的宮殿中，住著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墻牢固，府庫充盈。官營的手工作坊里，工匠們開始掌握青銅鑄造技術，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稱頌“王”者。

文明持續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亂世者，毀宮殿、扒城墻、挖祖墳。“王”們不見蹤影，成為千古之謎。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偉大的人物對話。”何努說，這樣的快樂很少有人能夠分享。

然而正是這個給他帶來無限樂趣的陶寺遺址，也讓他吃了不少苦頭。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總是一語帶過，真正讓他記憶深刻的，是發掘、求證過程的曲折。

更大的壓力則在于，無論是他對陶寺遺址的諸多論斷、推測，還是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在考古學界都質疑者甚眾。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張長壽、徐蘋芳等人都出現在質疑者名單中。

這些學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讀書時的授業之師，或是他現在供職單位的老領導、老前輩，在考古學界個個一言九鼎，他們的質疑對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門師弟、天文史學家武家璧給記者講了這樣一樁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參加一個同仁聚會，面對眾多質疑，他當眾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不過何努表示，這些前輩學者的質疑都屬于正常的學術討論，不會對他的工作造成干擾。

兩個朱書符號

陶寺遺址發現于上世紀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為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合山西臨汾地區文化局，對陶寺遺址進行了第一輪大規模發掘。

那時何努還是一名年輕學子，從小就對京城古塔寺院深懷興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后專攻夏商周考古。

發掘結果表明，陶寺遺址與所謂的“夏墟”并無關聯。考古隊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繪龍紋陶盤、玉器、彩繪木器等文物。從發掘的墓葬來看，當時的社會已呈現金字塔式等級結構，處在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致，有鼉鼓、彩繪龍紋陶盤等重要禮器，墓主應當是掌握祭祀和軍權的部族首領，初具“王”者性質。占墓葬總數90%的小型墓，墓壙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無長物，應是平民階層。

這些現象反映出當時社會等級分化已十分明顯，充分說明了社會的復雜化程度和文明化進程。有學者很快將其同古史傳說中的堯帝聯系在一起。

有兩件出土器物引起人們長久關注。其中之一是一個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銅鈴。經化學定量分析含銅97.86%、鉛1.54%、鋅0.16%，采用合范澆鑄技術制造。雖然鑄造工藝粗糙，器壁厚度不勻，但合范澆鑄仍是前所未見的創舉。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金屬樂器。

在陶寺遺址發現的一把殘破陶制扁壺，則可能改寫我們對中國文字史的認識。扁壺的兩側有兩個用朱砂書寫的符號，多數專家認為其中一個是“文”字，對另一個符號則分歧較大。何努將其解釋為“堯”，“文”、“堯”連起來解釋，可能是當時人們對堯帝的一種稱頌。另有專家將后一個符號解釋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專家認為，這不一定是一個字。

“(這兩個符號)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說，甲骨文被發現時，經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現，即便我們一時無法準確判讀出這些字符的含義，也不影響我們認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遺址，目前發現的只有這么兩個符號，要下結論說那時已經出現文字證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