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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曉攀
高曉攀是“嘻哈包袱鋪”的“領導”，也是最核心的成員，也是這個團體里年紀較小的人，讓這么多比他年長的人服他，一定需要能耐。他很健談，但他說生活里的自己算不上幽默。陽光帥氣，但也成熟穩重，高曉攀有著超越年齡的很多東西。對于自己“領導”的這個隊伍，高曉攀坦言壓力很大。“我每天都很擔心明天。”但他同時目標明確思路清晰，“我就是要做中國相聲界最洋氣的一個團體。”
東方早報：當年怎么會想起做“嘻哈包袱鋪”？
高曉攀：說白了還是窮吧。那時候真的挺窮的，啥都沒有，但就是有做相聲團體的這個愿望。大家都有興趣，想干那么一件事情，沒多想就去做了。最后這么成功也沒有想到。
東方早報：那大家為什么都認你做這個頭？
高曉攀：可能大家都還比較認同我的很多想法和做法。覺得我這樣走的方向是對的。
東方早報：現在“嘻哈包袱鋪”火了，你們的演員們是不是收入都很高？
高曉攀：其實沒有，平均一個月也就三四千。最早的時候一個月才600元。不過，如果你相聲說的好，出場多就收入高，一個月多的能有六七千元。另外我們年底的時候收入會多一些。因為那時候各種演出機會多。我們的演員現在都簽在了公司，出去演出都會給公司傭金。
東方早報：那這個好壞誰來判斷呢？
高曉攀：觀眾。我們每場演出都會有劇場經理做監測，會根據觀眾反響打分。而且現在都有微博，你說的好不好立馬就有反饋。如果你真的水平差，一個月也就只有兩三百收入，特別慘。
東方早報：怎么樣才能進入你們這個團體？
高曉攀：我們現在免費給有興趣的學員提供培訓。很多都是相聲愛好者，如果說得好，我們會有考核，通過了就能成為我們的一員。
東方早報：也就是說你們的成員會有流動？
高曉攀：是的。去年有一段時間，走了很多人。因為有一個投資商拉了我們這里一個演員也想做一個相聲團體。開出的條件是一個月1萬元的月薪保底，還不算演出費。然后就一起走了一撥人。我當時就說，相聲這一行，是先有能耐和名聲，然后才有利，你跨過了這前兩條直接奔著利去，可能不長久。最后，果然沒多久這個團體就散了，投資商一下子就賠了幾十萬。北京這兩年有很多人打著“80后”的招牌做相聲團體，像“摯友”、“宏春社”，但少則一個月，多則半年，最后都散了。他們只看見我們火，卻沒明白這背后的本質。
東方早報：本質是什么？
高曉攀：就是演員的素質、團結，還必須有一個核心人物帶著大家一起走。
東方早報：你覺得“嘻哈包袱鋪”火起來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高曉攀：我們現在的相聲忘記了很多東西，聽相聲本來就是來找樂的，但我們現在很多相聲就是給大家找氣的。我覺得相聲一定是通俗的藝術，千萬不要覺得它高雅。我們希望找現在流行的東西說相聲。比如這次來上海，我恨不得天天逼迫演員們去擠地鐵，感受一下上海白領們的生活。有一次來上海演出印象特深刻，天太熱，演員們恨不得光著膀子上臺。但看見臺下有很多男生西裝革履背了一雙肩包來看演出。我對大伙說，“看，這多半都是日企。”我覺得觀察生活特別重要。還有就是像周立波說的，要保持每天的閱讀量，關心社會和新聞。
東方早報：現在你們每周有21場演出，兩個劇場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會不會有壓力？
高曉攀：之所以這樣，一方面也是因為減少演出后成本不會變低多少，而且我覺得演出就是要堅持。我們“嘻哈包袱鋪”是全國唯一一個每天都有演出的團體。但我確實每天都很緊張，都在擔心。我們的演員規定一個月不能重復自己的段子，大家也在努力自己創作，老話說的，人得自己成全自己。另外，因為我做經營這些事情，我創作的視野會不一樣，我這兩年遇到了特別多的高人。
東方早報：德云社的演出現在已經是很多去北京的旅游者必看的項目，你們的觀眾有外地來的么？
高曉攀：很少，但我們和德云社風格確實不一樣。我們后臺的人經常是6臺PSP聯機在打游戲，但德云社的后臺成員大多都是轉著核桃搖著扇子。他們也有“80后”，只是大家的氛圍不同。
東方早報：你覺得必須要差異化競爭嗎？
高曉攀：這是肯定的。我就是要做相聲界最洋氣的團體。不僅包括節目內容，還有營銷方式。我們現在都是和一些年輕的品牌合作，因為我們的觀眾和他們的目標人群一致。這次來上海其實也一樣，因為上海有更多這樣的企業，但上海的相聲市場是零。我們很希望開拓這個市場。
東方早報：會不會擔心，大部分觀眾來看過你們的演出后，你們的市場會慢慢變小。有一天不再這么紅火？
高曉攀：我覺得不會，因為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大家的笑點也在變。今天我們可以說搶鹽熱，明天我們可以說張朝陽的官司。你只要每天都能講新鮮的好玩事，觀眾就一定會有興趣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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