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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生涯，最好也不過是在夏令營和勞動營之間。樂手們像古拉格群島上的勞力般聽從指揮從遠處發來的有時頗為殘忍的號令，無止境地重復無意義的作業。當然也有恐懼之時，擔心自己弱點暴露或遭到背叛。隔壁的樂手若是偶然聽到你的錯音，就可能會摧毀你作為音樂家的自信，甚至導致解雇走人。
至于心理安慰，可以說樂團是個大家庭，一人遇到艱難時日，大家都會來噓寒問暖，送上自制蛋糕和零用補給。巡演的時候，酒吧里和床上多有趣事，坊間傳聞不斷。
曾有一本爆炸性的私人回憶錄《叢林中的莫扎特：性、毒品和古典音樂》（Mozart?in?the?Jungle：Sex，Drugs，and?Classical?Music）揭示了殘酷的現實，它從可卡因密室開始，接著一發不可收拾。布萊爾·丁達爾（Blair?Tindall）吹雙簧管，是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一位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結果她在高中時便發現，若想樂團生涯順利，就得睡學生首席和中年教授。當世事不定時，她發現要在大城市獲得演出機會，無論如何都得“搞定”幾個常任樂手。
她后來去過紐約愛樂，曾在騰施泰特、伯恩斯坦和梅塔棒下工作。她賺錢最多的一次是連續40周巡演安德魯·勞埃德·韋伯的音樂，其間她和一位英國指揮在賓館游泳池裸泳，后者答應邀請她參演《愛的觀點》。“他因為我的床上表演雇傭了我，”丁達爾直言不諱。在百老匯用機器播放代替真人樂隊之前，她每周可以賺1100美元。
毒品無處不在，可卡因、大麻、致幻劑，如果這些都不管用，還有酒精。美國交響樂團的一位美艷大提琴手居然出街賣身，為了換毒品。在被診斷出HIV陽性后，她賣掉了所有一切，只除了那把價值35萬美元的泰斯托雷大提琴——她的最后一絲尊嚴。樂團總是有大量席位需要自由職業者，如果他/她們能夠“搞定”招聘人，而得了艾滋病的人可沒希望。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成立的俄爾浦斯室內樂團表現出了極為平等的氣質。該團1987年的處女專輯封面上，丁達爾笑盈盈地站在前排。她因為睡了一位雙簧管手得到了這份工作，又睡了另一位樂手以維持這份工作。她的幽會對象聽上去一點兒也不好玩，她的家庭生活也并不幸福。
紐約的自由職業樂手會在99街的艾倫達區租個小公寓，這個區整日整夜響徹痛苦的練琴聲。丁達爾也有過真愛，是個叫塞繆爾·桑德斯（Samuel?Sanders）的鋼琴家，為帕爾曼彈伴奏，報酬卻少得可憐。他最后死于先天疾病，葬禮上一個圈內名流也沒有。
39歲那年，丁達爾決定放棄事業，揭開整個腐朽產業的瘡疤。她的故事質樸無華，連接巧妙，得到了紐約音樂家工會前總裁比爾·莫利阿提（Bill?Moriarty）的稱贊：“從沒有一本書如此精確地捕捉了自由職業藝術家在職業奮斗途中的痛苦生活。”
丁達爾告訴我：“我真希望這些都是我編出來的。”她現在成了自由撰稿人，依然住在艾倫達區。她偶爾還會吹雙簧管自娛自樂，但已很少參加音樂會。這個指揮家和聲部首席霸占最多資源，而真正出力的人們只領可憐薪水的世界，對她而言已不再存在。
讀過她的書后，我不禁憂慮，在樂團生活被各種腐化吞噬之前我們還能做什么。倫敦的情況和紐約不同，倫敦有許多樂團，新人機會更多，被敲詐的概率也就小很多。然而樂手們依然如履薄冰，樂團不遺余力遮蓋家丑。
我知道一位著名樂手喜歡嫩雛，樂團對他的癖好一笑了之；還有種族主義者主導著面試。我的一個朋友去倫敦一家樂團應聘樂隊首席時，居然受到肢體虐待和造謠中傷，而理由竟是要測試他的領導力。他最后得出結論，樂團生活充滿了惡意，于是去一支弦樂四重奏團演奏。柏林愛樂的樂手曾收受來自唱片公司的賄賂，有一位還把小情人安排到媒體公司白領薪水。維也納愛樂的樂手們在音樂上以道德適應性著稱，當然都是以神圣藝術之名。
樂團中有一種不言自明的公理，淘氣孩子的惡行總是受到同黨不作證的保護，于是民法在排練廳里被懸置了。這種分離對心理健康有害無益，使得樂團與外界現實日益脫節，以至于我們好像在說兩種語言。樂團喜歡假裝他們是活著的藝術的一部分，但他們演奏的那些作曲家們早已入土。
他們極為重視有名無實的委任，而在外人眼中，這些委任根本毫無意義。倫敦交響樂團曾委任捷吉耶夫為“首席指揮”，而他為倫敦貢獻的時間并不比其他三份工作多。倫敦愛樂曾在沒有“首席指揮”庫特·馬祖爾到場的情況下演了整個音樂季，盡管他就在一海之隔的法國國立管弦樂團揮棒。
他們在騙誰呢？肯定不是觀眾。觀眾可不好騙，他們沒有咨詢任何人，就決定不再去聽音樂會了。交響音樂會已經從文化人的觀念地圖中消失了。丁達爾的書是樂團的最后一個叫醒電話，在為時太晚之前端正行止。我們需要更多的誠實、民主，更多的觀眾互動，觀眾應該有權利選擇曲目和指揮。在我看來，交響樂團如果要活過21世紀，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作者諾曼·萊布雷希特為英國著名樂評家、BBC廣播三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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