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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許廣平與侯外廬 1948年11月 華中輪 周海嬰 攝
在上海，在相對寬裕的知識家庭，海嬰10歲即擺弄半導(dǎo)體和照相機，再自然不過——五六十年代，一個少年人擁有自己的照相機，百千之中不及一二——可喜海嬰終生葆蓄這份業(yè)余愛好，不事聲張。相較父親高度自覺的書寫生涯，海嬰拍照，毫無野心，他甚至不曾設(shè)想這堆膠片的珍貴：這是潛藏攝影自身而被時常錯失的見證價值，這價值，緩緩顯現(xiàn)，有待歲月，關(guān)乎記憶，關(guān)乎記憶的淹沒，或者缺失。半個多世紀過去，現(xiàn)在，這批照片捕捉的四五十年代中國社會形態(tài)的大量細節(jié)，包括政權(quán)交替之際若干政治人物，成了那段歷史的孤證。以下朱其的評語，允為中肯：
新中國成立60年來，關(guān)于新民主主義十年時期的影像都是公共意識形態(tài)或者國家主義的政治圖像，迄今未曾發(fā)現(xiàn)過像周海嬰拍攝的如此數(shù)量驚人的有關(guān)那一時期的私人影像。原因在于，當(dāng)時擁有照相機的人群不是太多，而且一般也沒有多少人會在新中國成立后選擇歌頌主流之外的私人角度，來攝取宏觀的“解放”市景下的眾生相，即使有類似拍攝者，大部分照片亦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被銷毀。
朱其并且說：唯一能夠與之并列的同期攝影，是1948年至1949年間法國人亨利·卡蒂耶·布列松在中國拍攝的偉大作品。或曰：一位法國資深記者與一位上海弄堂青年的照片，能夠?qū)?yīng)么？事涉影像，歷史別無選擇。而影像見證的雄辯，非僅定格于天才的“決定性瞬間”，同時，取決于歷史的“決定性地點”：當(dāng)1949年中共軍隊大舉南下、民主人士群集北上，布列松與周海嬰的鏡頭正對準中國現(xiàn)代史關(guān)鍵時刻；還是這兩個家伙，緊握照相機，在解放之初的上海街巷穿梭游蕩……這時，歷史確實等候攝影者給出犀利精準的一瞥，但攝影者的“在場”，或許比“決定性瞬間”更具決定性——在當(dāng)年航向東北的油輪上，我們無法確知有沒有其他攝影人，但周海嬰在。他不是記者，沒有任務(wù)，是他母親的隨行家屬，帶著照相機：在甲板上，車廂中，會議間隙，沒有人會拒絕魯迅的公子為他們拍照，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郭沫若、侯外廬……都算是海嬰的叔叔伯伯，他們看著他，如對族中的晚生。
相對布列松的銳眼和政治敏感，1949年前后的周海嬰是位時代的處子；相較北上政客極度亢奮的群體性天真，海嬰尤其是個處子：他對甫告誕生的新中國的熱愛，等同年輕人的好奇，他的拍照的沖動，源自大男孩渡海遠航的興奮。再精明的職業(yè)記者也難獲準跟隨這趟秘密旅行，尤難接近當(dāng)時作為高端政治籌碼的名流，但海嬰全程在場，坦然面對所有人，純真地觀看，然后摁下快門。而上海解放初期的攝影，是北上旅程那份興奮感的自然調(diào)節(jié)：他回到自己的天性。他的觀看，如鏡頭，對人對事，不存偏見，家人、親友、鄰居、小販、乞丐、慶祝游行、夏季水災(zāi)、同學(xué)郊游……細心的觀者如果留意照片中處處透露的好心情、和平感，及解放戰(zhàn)爭之后的生活憧憬，是因海嬰正當(dāng)戀愛：那幅構(gòu)圖舒展、意氣欣然的自拍照——幾位青年環(huán)繞著大樹——正中間的女子便是海嬰的意中人，她是那組照片里再三出現(xiàn)的“滬上三姐妹”之一，日后嫁給了周海嬰——愛意、新中國，正當(dāng)年輕，同時眷顧這位迷戀拍照的公子，如明麗的晨曦，照亮了海嬰那一時期的全部照片。沒有沖突、陰郁、痛感，也不見絲毫政治意識和宣傳性。在周海嬰的目光中，可見的世界是他的母親及其長輩，是他生長的大上海，還有，他愛慕的人。即便是窮戶與乞丐的悲苦相，也構(gòu)成一張張望之善良的照片。
布列松的新聞攝影和周海嬰的私人照片，分別留取了1949年前后的中國的真相。同一座城市，同樣的市民，在布列松那里，我們看見時代崩解，政權(quán)的勝敗；在周海嬰那里，生活之流并未切斷，戰(zhàn)時的紛亂過去了，日后的政治嚴寒尚未到來，民國的上海，風(fēng)神如昔。甚至在我60年代的童年記憶中，海嬰拍攝的人物與弄堂，幾乎未變：街坊鄰居住滿老上海市民，彩車上的肌肉男仍是游行隊伍的看點，被路人圍觀仰望，殷實家庭的瑣碎講究和婚宴扮相殘存著民國的余緒，宗教儀式已被禁止，我不記得兒時見過牧師與信眾出入教堂，但始于1959年的饑荒年代，我家弄堂口也常坐著來自皖北餓鄉(xiāng)的乞丐……只消略一翻閱《老照片》系列，不算清末民初那一段，中國無數(shù)照片中人文樣貌所呈示的裂變，始于1966年，其時海嬰將屆不惑之年，兒女成群，很少拍照了——晚年的海嬰重拾攝影，有一幅胡風(fēng)之子與胡風(fēng)遺孀的家庭照：重聚的一瞬，隔代滄桑，魯迅的公子拍攝了魯迅的學(xué)生的公子。海嬰早歲攝影的欣然純真消失了，唯余老來的凝視——在海嬰私人相冊中，共和國初年的明快影像已是遙遠的斑痕。
永逝的50年代，永逝的老上海。我猜，布列松會樂意看看這批照片，欣然核對他曾短暫游蕩的這座城。由文學(xué)而著名的魯迅囑咐孩子莫做“空頭文學(xué)家”，由父親而著名的海嬰，畢生謙抑，藏著自以為無用的“記憶”，未敢示人，以至不知其珍貴。這對著名的父子各自見證了嬗變的時代，兩代之隔的言說方式，則分別選擇了嬗變的媒介：在書寫時代，因苦悶而吶喊的慈悲心，魯迅以入木三分的文學(xué)描述清末民初的眾生相；在影像時代，因善良而觀看的好奇心，海嬰悄然自喜，沉溺攝影，留取民國末年接連共和國之間的韶光。海嬰先生過世了，他早就完成的遺作，就是我們有幸面對的這些照片。
畢生承受魯迅的盛名，同時，長期被權(quán)力，也被公眾，有意無意擯除在這份被剝奪、被掌控的文化遺產(chǎn)之外。晚歲，海嬰從《我與魯迅七十年》的書寫中抬起頭來，正視自己，并獲得正視；暮年，海嬰含笑拿出這份被他自謙為業(yè)余的、封塵60年的照片。有如一組遲遲告白的心事，一幕被隱藏的劇情，在這批意外出現(xiàn)的照片中，我窺見唯父子間才會牽連的內(nèi)在理由。
我說不出這是何種理由。做魯迅的兒子，難有作為，無須作為。臨終前的海嬰，竟是這樣地帶著一份自己的作品，回向父親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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