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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之后，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像打了雞血似的沖動起來。實際上，藝術市場的活躍在2005年就已經略顯端倪。時間推移到現在，當張曉剛和周春芽在微博上呼應“剪羊毛”的那段日子時，彼此都為現在的作品賣出這么高的價錢既互相恭賀又感嘆世間無常，這活生生的“麻雀變鳳凰”的樣本，給無數年輕藝術家樹立了也不知是好是壞的榜樣。總之，在當代藝術市場的推波助瀾下，活著吃苦、活著感受藝術、活著享受物質上的成功，已經成為許多年輕藝術家的共識。凡·高式的生存經歷和作品表現被傳誦了多年以后，不再成為模版，取而代之的是當代太多有血有肉的“神話”故事——請看，當代藝術拍賣TPO50的藝術家，有誰的作品低于百萬?
這便是市場沖擊下，當代的年輕藝術家的重要背景。
我們當然很難斷定當代市場的活躍對于藝術家的創作來說是好是壞。藝術市場和藝術創作是兩個獨立的范疇，創作自有它內在的線索脈絡，藝術家對于外界的反應，應該體現在藝術語言的消化能力上，藝術之外的一切，對于藝術家來說都應該只是材料而已。就藝術市場來說，被追捧的藝術家、作品，和藝術家是否勤奮、是否有天賦、是否具有藝術史書寫價值，也沒有必然關系。所謂的學術價值高就一定要賣得好，那是一廂情愿美好的祝福，也是心地善良的人們希望學術價值高的作品得到物質上肯定的一種盼望。理性來看，無論在哪個時代，學術價值和“畫得好”，并不一定和市場有正關聯。藝術市場自有它保本逐利的內部訴求在引導，雖然在有些時候，學術價值高的作品也得到了高價回報，但在藝術市場里更多的事例是學術價值高的作品不受市場重視、學術性很一般的作品被爆炒，或者是學術價值被過度解讀價格虛高透支。藝術市場是獨立的，藝術創作(藝術家)也是獨立的，兩條線有時相交，有時平行，這才是常態。
可是這樣的規律很容易被利用，成為藝術家的一個策略性應對工具，即：當學術性強的作品不一定有好的市場表現，以及市場表現好的作品不一定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時，對藝術品創作的鉆研就會被對市場的研究所替代，而且在很多時候，即使藝術家在理性上愿意抗拒市場拋來的媚眼，但人之本能的趨利性又會不由自主被市場所影響。由此，一些匪夷所思的狀況在藝術界開始蔓延。
聽說過一些事：某油畫藝術家尺幅一平方米以上的作品年創作量可達50件以上，幾乎每年都做個展。還聽聞有的藝術家甚至年產量超百件。這很令人感到納悶，油畫有它特定的物理特征，讓油彩在畫布上陰干，需要有個自然的時間。即便是用丙烯這種干得比較快的顏料，一般情況下，一平方米的作品用一個月完成，算是正常，一個月可以完成兩三幅，一年完成20幅，已經是高產了。如果藝術家勤奮一點再勤奮一點，一年有個30幅以上的作品，那這種工作強度，太值得尊敬了——這還沒有考慮藝術家對作品的思考、沉淀，更沒考慮這些作品本身畫得怎么樣。而一年如果真完成50幅以上甚至超百幅，結論只有兩個：要么是超人，要么是工廠。
這樣的情況在藝術界已經相當普遍，許多人也早就見怪不怪。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似乎可以從安迪·沃霍那里找到辯護理由：當代藝術的特性之一便是不拒絕藝術作品在制作方面的工廠化，因此，即使使用工廠化的創作方式使產量密集、使作品趨同，也仍然不能說是“劣質品”，只要藝術家本人的觀念、思想在作品中貫穿，那么作品的藝術性仍然可以成立。達利、畢加索也有一部分作品由別人代工而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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