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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定居紐約18年的徐冰做了一個重大決定：返回北京，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他的折返讓不少人詫異，可對于他來說這是個必然“看夠了紐約，理解了西方的當地藝術生態就該回來了。”
徐冰在北京成長、學習、教書，也是在這里琢磨出了讓他蜚聲當代藝術圈的《天書》。憑借《天書》的影響力，徐冰在上世紀90年代初去了西方當代藝術的中心之一紐約，“紐約讓我理解了西方當代藝術的一種規則”。而2001年那場紐約劫難也賦予他靈感，用世貿大樓倒塌揚起的灰塵所創作的《何處染塵埃》巧妙地結合了災難元素與中國的哲學名句，這件城市作品成為他另一個不得不提的代表作。紐約也因此成為和北京并列的徐冰最重要的人生坐標，正如他自己感嘆的“紐約和北京是兩個讓我有理由生活下去的城市”。
他也許是中國知曉了最多秘密的人，因為他書寫了《天書》。那些似曾相識又陌生的中國字是徐冰獨自在北京的小屋中耕耘了2年的結果，而也正是那4000多個沒人認識的中國字帶著他離開北京，定居紐約，再折返北京，這件舉世的作品亦成為他立足當代藝術圈最有力的憑證。
曾離開北京多年的他，面對這個城市早不同于18年前的模樣，卻沒有如大量公共知識分子、藝術家們那樣的痛心疾首，“北京的變化很大，這些變化是自然和必然的，說不上好或不好”。就像他自己也喜歡有歷史感的城市，卻強調沒有理由讓某些城市居民一直生活在所謂的沒有被現代化的城市和關系之中。
為500平米的土地設立咨詢委員會才是城市人性的開始
總有人惋惜著北京歷史感的逐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張揚而現代的央視大樓、讓演員宋丹丹在圍脖上驚呼“放過北京”的SO H O建筑群，于是，我們會試想如果一個成功的當地藝術家成為了北京的管理者，那么北京的未來是否會有所不同?
徐冰的答案是改變需要從對每一塊土地的珍視開始。“目前我正在為紐約的下城，即布魯克林橋曼哈頓這一端，設計一個小小的公園及公共藝術品。”他強調這個公園可能只有500平米，“其實是塊非常小的三角地，但是就為了這個項目，招標了無數次，還需要找地方居民代表，其中包括老年組、華裔組及青年人代表等等大家一起來參與討論這塊地的未來。”
他笑言過程非常復雜，“這些程序和謹慎態度無疑說明了城市對這塊土地的珍惜，而在中國，無論是多大的地未來要干什么，作出決策的也只是那么一兩個人”。一個城市如果要做到人性化、合理化，無疑對土地的使用是需要謹慎且反復考慮的，“必須得專業化起來，但專業人士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在今天其實還是個問號”。
徐冰直言這個時代一切都加速，連拆的速度也變快了，利益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環，“領導們要搞形象過程，開發商們要顯示自己的財富和與眾不同，而設計師為了獲得機會去拿到項目，則一定會去顯示自己的設計感，一定要讓甲方看見這筆設計費的結果，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因為真正好的設計是看不出設計痕跡的”。
“城市管理是個綜合事物，需要考慮整個城市的生態、功能設施、人群關系等等，所以藝術家是當不了市長的。”徐冰笑言。對當下中國來說，美感可能在城市建設中還處于很次要的位置，“一切建設都由甲方決定，甲方的品位和希望，甲方的想象中有經濟、資金的考量，有吸引用戶的考量”，也許缺的獨獨就是那份美感。
徐冰雖然說，現在去改變北京太晚，卻依舊對這座城市心懷希望，“時間到了自然就會解決，因為通過提高人的素質，大家會認識到美感與歷史的重要，比如現在對北京城墻的反思”。如果從現在起，北京500平米土地的使用都會由咨詢委員會來探討決定，那么遺憾會不會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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