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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子慶
2012年，廣東中山市3630名符合條件的城區應屆小學畢業生參加派位，第一次以1：1的比例派入市一中和僑中，共有900名城區小學應屆畢業生成功派到市一中、僑中，名額各450名。政協委員胡文堅針對小升初電腦派位提出建言，稱“電腦派位是教育最大不公”。他指出，市一中、市僑中學派位分配不均衡，紀中也應納入“電腦派位”的行列。
電腦派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搖號。中山市在教育資源有限的背景下想出“電腦派位”一招，倒也不足為奇。值得反思的是，搖號是隨機的，大家在機會均等的前提下拼運氣，如此看似公平的分配方式，緣何還讓很多人“頭疼”，甚至斥為“最大不公”呢？
很大程度上講，“搖號時代”只是“排隊時代”的代名詞，都是指向稀缺資源分配問題，只不過前者在分配方式相對公平方面有所進步。盡管如此，“搖號時代”并不能被作為社會分配趨于公平的正系數，相反，“搖號”的領域越多，越反映資源分配問題的嚴重性。這是因為，如果說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排隊問題是生產力不足造成資源稀缺而引起的，那么，現今的“搖號時代”讓人不滿則更多的是由公共資源分配不均所引起。
以保障房搖號分配為例。公眾一方面感嘆于
“搖號”過多不勝其煩；另一方面，恐怕更是“頭疼”于搖號本身無法抹平社會不公，甚至在制造新的不公。再說，讓搖號決定命運的總是普通階層，這本身何嘗不是一種不公？中山小升初電腦派位則存在同樣“陣痛”，正如一網友質疑，一中和僑中這么優越的教育資源，為何被城區獨占？為何市屬的財產不屬于全市共有，這就是中山教育矛盾的地方。
往更深層次講，公眾對搖號頭疼根本上是擔心它會豁免資源提供者，比如政府部門的天職。要知道，搖號的“多發地”往往都出現于公共服務領域，例如入學、住房、看病等，這些領域又往往關乎百姓切身利益，不可等閑視之。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地方在解釋緣何搖號時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能滿足一部分家長[微博]和孩子的需求”，這種安于抑或放任公共服務稀缺的思維令人擔憂。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例如在保障公民享有同等受教育權問題上，職能部門顯然不能只是將有限的教育資源搖號了之。畢竟，“運氣差”的公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始終存在，而且維護底線公平是職能部門的應盡義務。因此，搖號讓百姓頭疼的同時，更該讓政府頭疼——為如何盡量供應充足的公共資源以減少
“搖號”而頭疼。
需要提醒的是，根治頭疼的根本方法固然是要繼續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以有效解決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是為公眾服務，這不僅需要政府從公共財政拿出更多的公共品，還需要政府以切實體現公共品的公共性為目的，著力進行制度設計。例如“搖號”領域往往具有行業壟斷、資源稀缺性等特征，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還有必要及時破除壟斷、增強市場競爭、加大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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