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邊是大量社會文化資源未被有效利用，一邊是學校苦于課堂教學資源太過單一。在今年的上海“兩會”上，政協委員、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李磊發出呼吁，中小學校應該充分利用豐富的社會文化資源，將美術館、博物館拓展為校外課堂。
社會教育資源的利用，正成為學校和博物館、美術館等的共同課題。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場館專門針對中小學生的資源開發還不夠系統，而學校對社會教育資源的利用也缺乏準備。課堂要真正搬進博物館，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資源利用率低，走馬觀花效果欠佳
李磊在提案中介紹，上海目前擁有各類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109座，美術館20座。市、區兩級公立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和美術館除特展和文物保護需要外都實行免費開放，都是可利用的教育資源。根據2011年統計數據，上海有中學754(含高中)座，在校學生約59萬；小學764座，在校學生約73萬人；中職115座，在校學生約14萬人。全市在校中小學生約146萬人。但在龐大的中小學生群體中，經常到博物館、美術館參觀的卻少得可憐，國家花了大量資金建設的文化場館沒有轉化為面向中小學生的第二課堂，李磊對此表示“十分可惜”。
上海市尚文中學曾針對學生利用校外文化資源情況做過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于社會教育基地的了解僅僅局限在幾個較為知名的場館，而對于絕大多數其實很有內容和科學實踐價值的場所并不熟悉。全校僅有6.7%的學生去過昆蟲博物館，7.4%的學生去過上海民防科普教育館，學生對這些場館資源知之甚少。另外，雖有近半數學生去過上海博物館，但大多是走馬觀花式的參觀，沒有留下多少印象。
尚文中學教師梅守真分析認為，校外教育資源未能充分利用，一方面因為這些博物館、美術館雖然資源豐富，但是內容過于專業，學生、家長，甚至是教師都看不懂，這無疑打擊了學生參觀的積極性。而且很多場館只針對集體參觀進行講解，學校組織類似活動的時候，很多學生擠在一起，講解效果不盡如人意，站在后面的學生因為聽不清楚，就會分神，或自己跑到一邊玩，參觀效果大受影響。
到博物館上課，學生收獲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梅守真是尚文中學生命科學教師，走進她的辦公室，一眼就能看到玻璃柜中陳列著的各種昆蟲標本和畫滿蝴蝶圖案的臉譜。梅老師介紹，這些都是學生在昆蟲博物館親手制作的，在那里，學生不僅學到了相關的學科知識，還激發了對于生物的興趣。
“雖然現在學生教材編寫的內容逐漸清晰合理，但是冷冰冰的文字還是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梅守真說，“我一直在想，如果能讓學生動起來，在實踐中了解自然和生物，也許會是另外一種效果。”博物館資源的有效利用，讓梅守真的理想成為了現實，上到節肢動物這一章時，她帶著學生走進了昆蟲博物館。
“在教室里上課，老師只能簡單地口述什么是動物的‘口器’、結構是怎樣的、如何咀嚼食物、如何發出聲音等。頂多讓學生看著課本上的圖片自己展開聯想，學習效果不能保證。但在昆蟲博物館里，各種類型的動物口器都有模型，甚至可以模仿昆蟲捕食時候的聲音和動作，看上去很直觀，也很有趣。”梅老師說。博物館里的嘗試，使生命科學成為學生最受歡迎的學科之一。
博物館里的學習，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引導學生主動思考。除了到昆蟲博物館，歷史課上，老師也會帶領學生到中共一大會址參觀。幾次下來，老師發現很多學生養成了自己觀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試圖通過查閱文獻資料解決問題的好習慣。
“作始也簡，將畢也矩”，這是一大會址陳列的董必武的一幅字。學生黃星說，當時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便把這八個字抄下來帶回家查找資料。“結果我不僅知道了這八個字的意思，我還知道這幅字是在什么時候怎樣的背景下所寫。課堂交流中，我的滔滔不絕讓同學們佩服不已。”對于一句話的探究激發了黃星對于歷史問題研究的興趣，讓他成為了班上的“小博士”。
“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不僅加深了對課本知識的理解，還拓展了許多課外知識。最難忘的是今年暑假，爺爺從江西到上海來看我，我帶他去了中共一大會址，并做了一回小講解員，讓爺爺對我刮目相看。”黃星不無驕傲地說。
制作“學習單”，使參觀更具趣味和挑戰
“校外文化資源不只是課堂教學的延伸，而應成為‘真正的課堂’。”在上海博物館教育部主任郭青生看來，要想將博物館資源和學校教育結合好，有兩項工作必不可少：一是博物館、美術館等校外文化機構要改變工作理念，加大對于教育的投入，為學生創造學習的需求，引導他們對于藝術的興趣；二是主動了解學校教學的內容，有針對性地對教師進行培訓，讓學校與校外文化機構聯動起來，提高參觀學習的效果。
上海博物館曾經主辦過一個名為“在博物館尋找主題”的教師培訓班，針對每個展覽制作教育手冊，方便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學習。但由于種種原因，這個培訓班只舉辦了一期，來參加的教師數量也有限。“怎樣將這種教師培訓定期開展下去，應該是博物館工作下一步需要思考的問題。”郭青生說。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要從‘創造需求’入手”。郭青生說，在這一點上，學校的主動性也需要加強。在校園里，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興趣設置任務，例如以“美化生活”為主題設計小房屋的模型，要求是具有中國特色，融入現代化的特點。“現在農村的建筑正在逐漸失去文化韻味，利用這樣的實踐，不僅可以讓學生感性了解中國建筑文化之美，還能讓他們通過動手實踐知道立方體、球體等結構在實際運用中的效果。有了這樣的伏筆，我相信今后在參觀類似建筑方面的展覽時，學生們會有的放矢，學到更多。”
帶領學生到博物館上課，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梅守真的經驗是，制作“學習單”，創造并引導學生的“需求”。“雖然昆蟲博物館內容豐富，也設置了許多互動環節，但讓學生自己去參觀仍然存在盲目性。”梅守真說，“對博物館資源我們不能簡單地奉行‘拿來主義’，應該努力找到與自己教學內容可以結合的地方，這就需要老師在中間‘穿針引線’，給學生設計‘學習單’，指導他們有計劃、有目的地參觀，這樣才能保證學習的效果。”
“每一張學習單都經過多次修改，包含了教師的很多心血。”梅守真介紹說，“首先要控制好題量，內容太多，學生都在拼命尋找答案，影響參觀；題目太少，他們很快做好就會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學習單里還要加入一些開放性和實踐性的題目，學生帶著這張‘指南’到博物館尋找答案，探究問題，參觀變得具有挑戰和趣味。”
加強校館聯動，讓博物館成為真正的課堂
梅守真坦言，雖然帶著學生到博物館上課的效果得到一致認可，但想要普及并非易事。這一過程中牽涉到學生的安全、費用、隨隊老師的配置等一系列問題，看似簡單，實際操作起來卻很麻煩。在這些問題中，“時間”是學校最大的困擾。梅老師說，每次去博物館參觀，算上來回路程，總要一個下午。學生的課程表都被排得滿滿的，這半天時間經常是從期中考試或者春游的時間里“擠”出來的。
除此之外，設計有針對性的“學習單”、每次參觀回來及時總結交流也是關鍵。“博物館資源很豐富，但是因為不知道老師上課的進度和教授的內容，所以乍看上去就不能與教學內容很好結合。”梅守真說，“每次去昆蟲館之前，我都會與博物館的管理人員溝通好，他們會根據我上課的內容提供盡可能的幫助和方便，例如利用一些現有資源讓學生動手制作標本等，學生非常喜歡。”
課后的交流環節一定不能少，在梅守真看來，這不僅可以讓學生梳理在博物館實踐過程中的學習成果，相互交流更是自我認可的過程，能有效提高學生的成就感。學習單、交流環節無形中對老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師對課程內容和博物館資源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加大對于教育的投入，這應該成為博物館一項長遠的工作。”郭青生說，“美國當代藝術博物館是世界頂級的博物館，盡管如此，他們也沒忘記開展針對孩子的教育工作。經常可以看到甚至還咬著奶嘴的孩子到博物館去，從最簡單的拼圖和色彩游戲玩起，從小培養他們對于美的觀察和搭配能力。”相比之下，不管是人力還是意識上，我們都落后于世界一流的博物館。據悉，著名的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近1000名員工中，有上百位是專門從事教育普及工作的，而上海博物館近500名員工中，只有13人負責此項工作。“人員捉襟見肘，就算有好的想法，也無力推廣。”對此，郭青生顯得有些無奈，“理論能力上，我們與國外博物館不相上下，但說到實踐能力的培養，我們還相去甚遠。博物館教育的任務很艱巨，但是非常值得投入，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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