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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把中國藝術向國際推出這方面，像早期有粟憲庭老師等人都做了很多的積極工作，而您呢在官方上是加入威尼斯雙年展等重大事件的策劃人物，您怎樣看待這樣的身份和地位？
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藝術的國際關系有不同階段的特點，比如在80年代，主要是國際藝術涌人中國；到90年代，特別是國際上一些大的活動開始需要中國，就有一個如何把中國的藝術推廣出去的問題，當時我們的官方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還不是很夠，所以導致中國藝術走向海外首先是通過一些個人的途徑。但我想在不斷開闊的交往中，從政府層面也是積極支持中國當代藝術跟國際產生聯系，積極交流，可以說現在進入了一個開放的、良性的歷史時期。我很不同意一些朋友把策劃人分為獨立策展人、自由策展人什么的，我認為一切展覽策劃都沒有絕對的自由和獨立，就像導演要根據制片人的一個基本目標來工作。所謂獨立和策劃只是從學術角度的個人能思考，任何策劃活動的策展人都有這種獨立的時候：反過來說，也不意味著在推動國際交流時有官方和民間的很不同的差別。如果有一些差別，主要是這些國立的機構跟國際的聯系都在同一層面上，比如中國美術館現在主要跟國際的著名美術館建立聯系，那民間機構可以主要和國際的民間機構建立聯系，不應該人為地造成兩種不同渠道的對立，而是應該共同建立更多的渠道和方式來促進中國藝術與國際更多地交流交往。我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作了一點工作，既沒有做那種屬于絕對開拓性的工作，但也不是很滯后的工作，剛好是在需要多層次開辟中國當代藝術與國際交流的時候做了一定的工作。近幾年，通過中國美術館這個平臺也建立了更多的關系。我比較客觀地這么評價自己，而現在可以看到渠道會越來越多，方式越來越多，中國美術館也正在培養一批年輕的策展人。
A—I：我們知道從您上任開始就令很多藝術界的人士熱切關注，作為中國的國家館館長，也令整個亞洲地區的目光投射過來，您感到壓力怎樣?
范：今天如果要說有壓力，每個人都有壓力，每個人在任何角色上都有壓力。這是因為社會的總體變化經常超過了個體所能夠感知、分析和把握的能力，是因為社會豐富了，變化快了。但靠什么來擺脫壓力帶來的困惑?這就要謀求新的事業，謀求事業的不斷發展，在開拓新的事業上使自己的精神振奮起來，從而緩解所面對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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