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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還清晰地記得1988年陪臺灣畫家劉國松拜訪黃胄先生的情景。相約在炎黃藝術館的工地，舉目四望，周圍大致是城鄉結合部的感覺，不見高樓，炎黃藝術館開工之后挖地基而呈現的深坑倒是十分醒目。黃胄先生為這個館的建設勞心費神可能難以用語言文字來說明，而約劉國松見面，也是希望這位臺灣畫家能夠幫忙在臺灣弄一點建設的資金。可以說，炎黃藝術館從1986年開始籌建、1991年9月28日落成開放，直至2007年底與一銀行簽訂了全面委托管理協議，一直都被錢字困擾。因為作為我國第一座民辦公助的大型藝術館，自籌資金中僅一年的水電費就已經很可觀，黃胄先生故去，夫人鄭聞慧撐起一片天，迄今也已經有十余年，又是另一番的勞心費神。
托管前的炎黃藝術館，已經被淹沒在周圍的高樓之中。時代之變不僅讓炎黃藝術館在一個大的區域空間內變得很小，也感到陳舊，而民營美術館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在它的身上出現。因此，謀求出路則在常理之中。銀行在10年托管期內每年投入1000萬元資金來托管，以保證它的正常運營，自然是好事情。別的不說，僅鄭聞慧老師即可安心養老。可是，在金融危機的現狀中，人們對于銀行這個過去不容置疑的企業產生了信心上的動搖，畢竟像擁有158年歷史、曾經是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以及華爾街上的眾多金融機構的金融欺詐，難以再讓人們建立起像以往那樣對銀行的信心。好在炎黃藝術館經歷了不到1年的裝修改造后，于2008年7月重張，最近又舉辦了一個大型的徐悲鴻藝術展，終于在人們的期待中看到了一個美好的起頭。
盡管業界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對其動機的揣測，實際上，只要在國家的政策和法律的范圍內，在企業支付能力的可能中，即使有借助此為企業收藏的動機，也無可厚非。只要不影響到藝術館之本，人家出了錢，適當謀點利，也合情合理，畢竟這還是一家民營的藝術館。怕就怕有錢的時候是一種想法，沒錢的時候，或錢緊張的時候又是另一種想法，而藝術館、美術館、博物館是要持續發展的。
銀行收藏藝術品，不只是一種企業文化、企業形象，也是一種商業手段和衍生產品，所以，在金融危機中有明眼人在解讀為什么外國的大銀行都像藝術博物館；所以，瑞銀（UBS）能夠大投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那么大規模的收藏展覽。但是，反被收藏所累的案例也是很多，尤其是在當下。是手段或是產品，都牽涉到經營的問題，比如某銀行的藝術品投資計劃（藝術基金），作為“領先市場首家推出的高端理財產品”，預期年收益率最高將達到18%，如今看來，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不久前買來的等待升值的當代藝術品，已經縮水一半，其它的也是不升反降，那么，預期的年收益率不知從何而來。或許對一家銀行來說，在正常年景之下一年花1000萬元不算什么，可是，遇到像當下這種銀行最不好過的年景，1000萬元也不是一個小數字。因此，看炎黃藝術館的托管，不能看眼前一時；如果不能堅持協議期限的10年（此時不宜談長久），如今的轟轟烈烈也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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