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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為時尚文化現象之后的當代藝術，因其行為邏輯的非主流性，和藝術市場信息非對稱性，對大眾而言，則充滿了獵奇的期待心理。而大眾心理在充滿獵奇的同時，又充滿了顛覆、僭越、仇富的沖動。在這種背景下，一些“藝術批評”則與大眾傳媒之間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組合，這便是以簡單的道德評判來代替學術批評。
在“人格”的范圍內，我們可以在一定的范圍內進行學術范疇之外的道德評論，但是，超越人格意義之上的“神格”判斷，則已然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上來對蕓蕓眾生進行道德評判。這些“無垢大師”們動輒揮舞起威力無比的道德批判大棒，以博取大眾廉價的喝彩聲。
在這里，我們姑且不論簡單的道德判斷是否能歸為嚴肅的學術批評范疇，但就這種神格化的評判方式本身而言，他可以用神的標準來要求別人，而又不容許別人用神的標準來要求他自己。眾所周知，藝術批評不是道德裁判所，批評家也不是道德水準的高居者。這種不能以欲吾欲以體恤人之欲的道德高蹈心態，是很多將藝術批評簡單化為道德批判的批評者的通病。
古人尚言“知行合一”，而某些批評者以人的欲望寬恕自己，以神的標準來評判別人的方式，這種“藝術批評”除了賺取大眾的廉價喝彩聲之外，我們不知道它們還到底有多少學術價值？
我多次和朋友說過，如果按照古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標準，那么圈子里能夠對別人進行道德評判者，可怕只有老夫子彭德和小夫子魯明軍二人尚能夠格。除此之外，建議不要借“批評”的名義，將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將己之所欲苛求于人，以換取自己“道德大師”的廉價名聲。
三、“宏大敘事”的泛濫
作為一個藝術理論工作者能夠讓自己揚名立萬的不二法門，無非就是能夠提出一個劃時代的藝術標準，并由此讓自己成為這個時代的藝術代言者，就像“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個好士兵”，恐怕每一個理論工作者的內心都會存有一些這樣的妄想。
但是，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藝術理論的提出，是一個可遇不可強求的事情。縱然有一些幸運者，那也是社會、時代的客觀因素與個人的主管努力碰巧結合在一起的結果。而如果我們過分看重自己的“歷史使命”，沉迷于自己的主觀臆想之中，無非落得個理論先行的結果。
批評家與藝術家之間，是一種研究與被研究的、平等的工作關系。批評家絕不是這個行業的精神導師和指路燈塔。如果違背了這種關系，藝術家都按照批評家的“理論”來指導創作，我們將無法想象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可怕場景。
所以，在急躁的“影響的焦慮”情緒中，批評者都忙于提出一個又一個“宏大敘事”策略，一會這個“后”，那個“后”；一會又這個“一代”，那個“一代”。這種在空泛的宏大敘事的理論邏輯中，必然導致理論研究者對個體創作的漠視，而僅僅將某些藝術家創作中的某些“個別性”的特征放大為“普遍性”的規律，并主觀武斷地將藝術家進行簡單歸類，以充塞自己的“理論”序列。
而我們知道，從歷史的規律來看，理論工作者只能對一個歷史階段內的藝術趨向進行謙虛的“預測”，而并不能據此對藝術家的創作施行“指導”；而更多的是在事后對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藝術現象進行分析、整理，并從中發現一些普遍性的規律。
而在一個頻繁地提出宏大敘事策略的時代，“理論”必然是浮躁的和膚淺的。
四、“智者”式的達人心態
如前所述，批評家與藝術家之間只不過是一種研究與被研究的平等的工作關系。如果一定認為理論研究必然優越于創作實踐，而且，在藝術市場化的背景下，又主管認定批評家必然居于行業利益鏈的高端。那么，這種判斷必然會造成某些人心理的失衡。這種心理失衡具體表現為：
其一，“批評”是某些人的專權和專利。在或顯或淺的意識中，持這種觀點的人，會不自覺地在整個行業中流露出一種“智者”式的達人心態，使藝術批評成為一種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單向式的文字游戲。在第二屆的批評家年會上，有位來自北大的文學批評者將其他網絡民眾貶為群氓，居然也博得在場的陣陣掌聲。由于容不得意見不同的對于“批評”的批評，動輒將這種不同的聲音譏諷為“語言暴力”，而聽不到一點不同聲音的“交流”方式，則被認為是最“學術”的。這種懼怕、仇視不同意見的心態，倒是與主政者的嚴厲控制網絡言論的做法不謀而合！在這里，筆者并不是就此為所有的網絡言論現象作辯護，而且，本人也并不贊同某些不負責任的網言現象，但是，互聯網畢竟提供了一種人言其所欲言的廣泛的討論環境。而且，就本人的經歷而言，某些人在當代藝術早幾年還處于邊緣化的時候，文章只能通過網絡來發表，其面孔是一種表情；而現今成為“達人”之后，面對草根性的網絡言論環境時，則又是一種表情。由此，我不禁質疑所謂當代藝術的民主、平等精神究竟是一種“信仰”呢？還是一種“策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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