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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整體社會機制的缺陷、文化生態的惡劣，大環境并不適應批評者的成長與生存，但這并不是批評界可以隨波逐流的合適理由。我們分析出現失語或亂語的原因便有可能來對癥下藥，貢獻良方三味：
一，中國當代藝術30年的快速發展已形成相對平穩的利益集團，領跑市場的藝術家與企業、財團聯合參與操作市場，他們掌握著各種資源，以明星化形態的炒作現象出現，形成時下的藝術快餐文化。在這一大環境下藝術批評的地位可想而知了。壁壘分明的貧富懸殊造成的功利性，使往昔的批評家們成為藝術家、畫廊和拍賣公司的的寫手，喪失了獨立批評的身份。
二，全球化帶來的文化碰撞、網絡的發達和信息的泛濫化，打破了曾經的信仰膜拜和偶像崇拜現象。那種靠一篇文章一晚轟動學術界的神話已不可能了。所謂人人都是藝術家，現在人人亦是評論家了，且不分水平高低。比如剛畢業的美院學生就可策劃展覽，撰寫評論，更有水平低者的文章如垃圾般充斥于網絡和二流媒體造成主流的低水準假象。如此，藝術批評便由集體失語的狀態到了亂語的狀態。當然，許多新的批評家的學術水準和能力是靠許多的實踐摔打出來的，這個過程是特別需要的。
三，利益共同體形成的圈子化現象突出。許多藝術新秀沒有圈里人帶路休想進入圈子，沒人帶路等于不受人把握，不受人把握等于不受人操縱。不受人把握與操縱還未到最壞，那么遭到生態鏈里的話語封殺才是厄運。這是權貴霸語的問題萌芽，一些所謂批評家通過拉幫結派奪取話語權及利益最大化，根本不理會藝術本質。如此藝術批評界出現被嘲諷為“坐臺”兼“患集體失語癥”等惡名也就不為怪了。
筆者以為這是任何事物發展的必然。譬如在中國封建時代，權力與道德占據著博弈的主導地位，遠遠超過經濟的作用和因素。文革時期，我們的社會處于一種政治與道德良心的博弈之中，其實人是生活在人與鬼之間的，突出表現為獨立個體人的社會價值實現成為泡影和幻想。因此，對社會的發展特別需要制度來規范作為必要的洗牌秩序，這就是批評與監督對制度的建設性價值，或者說批評就是社會機制功能之一。假設沒有社會博弈和更新的洗牌，歷史可能早已進入絕對穩定狀態，那是毫無意義的社會毒瘤萌生的毒芽，正是社會不斷洗牌促進不確定的因素的變革，淘汰那些不適應社會發展規律的事物人類社會才不斷文明發展。所以批評失語、亂語，破而后立，作為規則的調整與建構，也應是一種必然！
中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初始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權力急速轉化為直接的經濟行為從而導致社會博弈游戲規則發生混亂以至癲狂，使得無序的惡性競爭成為一種常態，而文化藝術領域亦是如此。事實上，在藝術領域，藝術與市場并不是絕對對立的關系。相反在健全的社會機制下，藝術、商業與學術三者是各自獨立而互相制約的，它使我們的整體社會文化處于一種良性的發展態勢。當前的中國經濟與藝術均缺乏良好的生態環境，它急需通過社會監督與文化批判來構建良性的多性土壤，否則，社會與藝術都不可能有很好的發展。
中國藝術批評本質的迷失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批評本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影響批評發展過程的各種社會因素的困擾和羈絆。此一文化土壤的生態問題不得以解決，藝術批評永遠只會停留在表面的失語和亂語的尷尬地位，必然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兩難境地。那么該如何解決目前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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