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坦布爾最近可真熱鬧——畫家Ahmet Oran在Rampa美術館的展覽開幕、伊斯坦布爾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Kutlug Ataman回顧展的VIP專場、Banu Cennetoglu在Rodeo的首次個展、xurban_collective小組在Sanat Limani美術館的新項目，另外還有時不時在Depo舉行的關于藝術與貴族化之關系的激烈辯論。既然有這么多可看的東西，為何還要在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的建筑學院足足待上三天，參加前西方(Former West)兩周前舉辦的“研究會議”呢?當然這并非一個多糟糕的地方，這是一個新古典式的校園，最初的時候是作為土耳其軍隊的醫學院和兵房蓋的。校園的四個粉紅色的大門圍繞著這個枝繁葉盛的庭院，其中還有一個獅子形噴泉。
前西方就像是宣言展(Manifesta)的余波，在這個巡回流動的平臺上，人們探討了1989年之后的各種歷史。這個項目是烏特勒支的BAK當代藝術中心發起的，其理念是(這或許也是一種期望)：柏林墻的倒塌并非意味著共產主義的終結，而是象征了資本主義落幕的開始，因此也是西方一統天下局面的結束。通過研討會和座談會的形式，前西方試圖將西方說成是一個過去的概念，并且將這種觀念作為我們時代的視野。伊斯坦布爾的這次活動叫做“我們的視野：藝術與政治想象”，它強調，冷戰體系的終結并不意味著烏托邦的事業成了一紙空談，而是應作為我們的視野得到重新思考。
在開幕式上，BAK藝術總監Maria Hlavajova首先對現場直播的數字媒體表示了熱烈歡迎。但直到會議結束的時候，在那關于社會媒介的癡人說夢的討論中，只有一個問題登上了Facebook，另外還附加了一個組織者的說明：實在不好意思，我們錯過了這個活動，但是有人會重新上載的。
Hlavajova引用了《經濟學家》中的一句話“土耳其不理西方了嗎?”然后說：“冷靜，編輯們的答案是‘并非如此’”。但這好像并沒有讓哪個觀眾惴惴不安。正在這時，我認識的一個藝術家實在受不了了，起身拂袖離去。接下來的尷尬是，一個策展人打開自己的會議贈品包的時候發現了一盒荷蘭的糖。“連他媽幾塊糖都要進口，”說著又恢復了平靜。
應該說，前西方的會議任務可不輕，讓那些學者、幾個策展人和稀奇古怪的藝術家宣讀事先準備好的稿子，真是荒唐做作。大部分的談話無非就是咬文嚼字，例如，將“視野”、“視野的”和“視野性”的概念理論化。與會者采用的理論也是五花八門，牛頭不對馬嘴，有哲學家（Peter Osborne、Gerald Raunig）、社會學家（Caglar Keyder）、政治理論家（Ernesto Laclau、Jodi Dean），還有建筑史家（Beatriz Colomina、Wouter Vanstiphout）。最后，連前西方的研究員，會議的組織者Simon Sheikh也沉不住氣了，說各種各樣的聲音“全然是語無倫次”。
不過，戲劇性的環節和爭論也還是有的。會議主席做了一次莎拉?佩林（Sarah Palin，美國記者，共和黨人，阿拉斯加州州長，2008年美國大選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式的政治演說，不過其角度卻是左翼，而非右翼。Vanstiphout認為她在裝模作樣，說：“難得你還能覺得別扭”。她回應說：“我可沒做錯什么。”
這次會議沒有藝術實踐的事兒。拉克勞（Laclau）的講座仿佛是在宣揚救世精神。他對視野進行了大談特談之后卻對當代藝術避而不談，說：“談不來，我不是干這個的”。那Raqs Media Collective的Julie Ault和Shuddhabrata Sengupta、Ultra-red的Robert Sember和Chto Delat的Dmitry Vilensky都干嘛呢？他們都在眉飛色舞地談論自己的作品（例如Colomina），以此試圖平衡這次會議的討論，但是會議持續的時間越長，就越分崩離析。
第一天，Ault說：“搞不清楚，為啥這次活動如此強調藝術？咋才能將藝術和更大的政治背景聯系起來？” Osborne答道：“藝術是為取代政治話語而建立的體制性贊助空間。”也許真的如此吧，但是這種觀點卻沒能說明為什么當代藝術一眼就看上了這個空間，這就好像是對話中突然插入了一段演講。
后來，異端突起。第二天，Sengupta對1989年以后的拜物主義提出了質疑。第三天，Sember建議組織者重新思考一下整個活動的結構，采取更好的方式讓大家在同一個空間里工作和思考。他說：“大家互相認識認識不亦樂乎？”也許，下次？
（文/Kaelen Wilson-Goldie, 譯/梁舒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