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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雙年展：
南方版圖下的另類思考
哈瓦那雙年展是1984年由古巴文化部的藝術設計部門創立的。其成立初衷是為了“克服帝國主義造成的第三世界人民之間的交流障礙”。雙年展致力于發現第三世界國家間共同的價值與興趣，尋求達成聯盟并且挖掘名不見經傳的杰出藝術家。第三世界在這里使用了其廣義定義，包括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及中東地區，處于文化邊緣的少數民族，以及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移民的群體與個人。策展人之一的Gerardo Mosquera表示：“我們考慮過把首屆哈瓦那雙年展定位成終極烏托邦式雙年展——誕生于烏托邦式古巴革命語境下，雙年展的愿望是試圖改變國際權力關系。”
首屆哈瓦那雙年展在美術博物館舉辦，集中展現來自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共800名藝術家的作品。
古巴把自己視作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里可與中國平起平坐的領頭羊。既有來自前蘇聯的支持因而具備共同的意識形態框架，也有其獨特的混雜宗教特質，包括將非洲信仰、歐洲天主教、加勒比海文化及現代文明融于一體。古巴雜交的馬克思主義早已超出其本身的正統含義。對于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而言，哈瓦那雙年展成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聚會，也成為了文化獨立、擺脫歐洲軸心論的重要參照。
第二屆哈瓦那雙年展在1986年舉行，來自非洲、中東及亞洲57個國家共690名藝術家參展。第二屆雙年展試圖展現各個國家走向不同的經濟政治發展道路的形象。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它們依然有一樣基礎的東西是相同的：它們都被主流藝術排除在外。此外，雙年展不僅與藝術家合作，同時也開展起與手工藝行業的合作，在大文化背景下一系列建筑與設計的注重功利性項目產生了。這個策展方式來源于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一次先鋒運動，這次運動受西方藝術歷史運動影響，又加入了當地文化觀點，從而制造出一些獨特的融合了所有概念的藝術作品。為了嘗試根除藝術創作中的階級分層，展覽對所有流行文化和工藝品有意地進行了重新估值。
在第二屆雙年展中，為了與中國競爭蘇維埃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古巴政府強制排除了所有華人、華裔及中國籍藝術家參展。
然而，世界范圍內的政治變革再次改變了藝術雙年展的命運。1989年，第三屆雙年展啟動了，一年后正式打算開幕的時候，柏林墻的倒塌像一塊巨石扔進了古巴沉寂的死水里，前蘇聯撤回了對古巴的經濟援助，切斷了美國對古巴實行封鎖后古巴與世界的唯一經濟聯系。
第三屆哈瓦那雙年展重提了文化傳統與現代主義的關系。在此屆雙年展中被邀請的藝術家數目回落到一個更實事求是的數目，300人。
自成立以來，哈瓦那雙年展始終探討著后殖民狀況下的藝術創作問題。實際上這些話題已經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一些組織者討論過了，雙年展成了一個最基層的論壇，在那里，邊緣及中心的矛盾關系被解剖開來。
此外，考慮到直到此刻后殖民時期的藝術作品終于被全權移交給人種博物館，雙年展開始與那些被稱之為“原始的”或者“傳統手工的”藝術作品展開合作。
在1990年代所謂的“特殊時期”里，嚴重的經濟危機，加之嚴苛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一些持有不同政見的藝術家及知識分子被陸續流放。這對古巴的藝術創作以及雙年展產生了不可避免的負面影響。
第四屆哈瓦那藝術雙年展開幕于1991年，其主題是“挑戰殖民化”。殖民化與新殖民主義的主題是為了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500周年。展覽基本被十六世紀西班牙征服者在海灣修建的軍事要塞所占據，因地域和空間的限制，這甚至讓本地的其他藝術家都無法參展。
正如上文所述，古巴經歷了一個物質、技術、運輸都極端匱乏的時期，這對雙年展產生了不可避免的負面作用，讓招待來自異國他鄉的藝術家這件事比以往更加棘手。國際機構和委員會以及一些個人自主來到哈瓦那支持雙年展，比如德國的Ludwig 基金會，把總部巡演的部分展覽放到了古巴，從而支持雙年展。食品制造大亨Ludwig在古巴開設了一家文化中心，對哈瓦那及眾多古巴裔藝術家提供援助支持。從那以后，贊助人、基金會的一系列大門向古巴的藝術家敞開了，使他們得以繼續創作作品參加哈瓦那雙年展。
從一個激進的烏托邦夢想開始，雙年展自1990年代中期起轉變成更加穩健、自成系統的國際藝術展覽。借用藝術家Luis Camnitzer的話：“它從一個獨立的論壇轉變成為了國際藝術市場的供應商。”古巴藝術家通過哈瓦那藝術雙年展迅速走向國際巡展，進入國際畫廊。
創辦至今28年，哈瓦那雙年展即將在2012年的5月迎來第十一屆展覽的揭幕，同時這也伴隨著一個新的挑戰：隨著歐洲經濟走向衰落，眾多西方文化機構的削減無疑會對今日雙年展的順利舉辦產生一些阻力。
知識分子依然在哈瓦那雙年展上進行著他們的探險，盡管它依然有它自己的缺點，其內在依然有不少的矛盾，但它依然對很多人來說是那個值得他們去尊重去敬仰的地方。
（作者系前泰特現代美術館策展人，朱潔樹、高靚婧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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