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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納的海景畫"Helvoetsluys"
特納:英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著名的水彩畫家和版畫家，他的作品對后期的印象派繪畫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康斯坦布爾的"Openning of Waterloo Bridge"
康斯坦布爾：19世紀最偉大的風景畫家之一，1776年生于英格蘭的薩福克。擅長畫故鄉的樹木、云彩、水渠等。
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日前在電訊報發表文章，講述了一段英國油畫大師特納與另一位名家康斯坦布爾的往事，全文如下：
人們去美術館是為了什么?去滌蕩靈魂，或借藝術之名行約會之實，也或許臨時避雨上廁所，可誰會想去目睹兩位藝術大師間的勾心斗角呢?
那是1831年的皇家學院，畫家們正為夏季的一場展覽做最后準備。從地板到天花板，到處擺滿了學院成員送來的油畫。誰能hold住墻上最中間的那個位置，便是無尚嘉獎，否則，奇恥大辱。
在主展廳，只見一位頭戴帽子身著閃亮風衣的大叔手握一把雨傘，這傘又好似像一把陪他走四方的劍。他有突出的鼻子和下巴，短腿一雙。即便以那時的眼光看，也是短粗身材。非常像是狄更斯小說里粗鄙的車夫小販。
他不是旁人，正是鼎鼎大名的特納，一位極端自信的大師，“我是這個時代的雄獅!”他把這話掛在嘴邊，那時，這頭雄獅似在找尋自己下一個獵物。
他環視了整面墻，發現自己的得意之作“Caligula’s Palace and Bridge”已經不見，被一幅酷似巧克力盒子的灰色教堂畫所替代，他剃刀一般的眼睛恰好瞄到取下他作品之人，這人當然也是這教堂畫的作者。
不錯，這人正是著名畫家康斯坦布爾。兩人相識已有近20年，康斯坦布爾公開場合對特納極盡敬重，稱贊他的作品有著“十分質感的視覺效果”。而他能夠進入皇家學會也“據說”是拜特納所賜。然而此時，康斯坦布爾利用自己職務之便將自己作品擺上墻，取代了特納的畫，這是一次赤裸裸的挑釁。
特納當然毫不讓步，康斯坦布爾只能極盡所能爭取爬上道德制高點。
康斯坦布爾聲稱自己只是在履行自己神圣的職責，在那面墻上掛好的作品，然而問題關鍵是，特納的畫哪里不好?無論康斯坦布爾怎樣強詞奪理牽強附會，特納總是說：對，我畫的不好，那憑啥你把自己的掛了上去?
特納開始記恨康斯坦布爾，目擊者羅伯茨說，“康斯坦布爾當時看著我，像被抓現形的罪犯。”特納轉身離開，不帶走一片云彩，后來他自己說，如果有什么感情，只是為“他”感到悲哀。
特納的憤怒還有別的原因：在此之前，出身富裕家庭的康斯坦布爾形容理發師家庭長大的特納“粗俗”，在那個年代，這樣的言辭非常出格。康斯坦布爾對妻子十分忠誠，那個時候正每天穿一襲黑衣悼念他死去的妻子。而特納則對婚姻天生排斥，他“恨所有結婚的人’,康斯坦布爾當然跟著中槍，特納認為這種人從來沒為藝術做出犧牲，他們背負庸俗無聊的家庭牽絆。
特納的作品被挪到了一個非常不顯眼的位置，時至今天，那幅畫更是貓在角落冷暖自知。特納對于油畫的商業潛力有著靈敏的判斷，他覺得自己不僅倒霉地撞上這么個對手，而恰巧這個對手的這幅畫又有非凡的商業價值。他誓要復仇。
第二年，特納的機會來了。康斯坦布爾展出了自己一幅嘔心瀝血10年完成的作品《Openning of Waterloo Bridge》。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康斯坦布爾擅長畫些花花草草，然而，這次他挑戰的是恢弘之作。不幸的是，這是特納所長。(特納不僅精于田園山水，也完成過如尤利西斯，特拉法加之戰等宏大作品)
這類畫必須有一個“英雄”，一個第一眼看去就會被吸引的亮點。《Openning of Waterloo Bridge》的失敗之處在于:內容太多，圍觀的人群，彩旗，士兵，在一片閃閃發光的朱紅與金黃之中，卻沒有焦點，沒有“英雄”。
這幅畫只是有一點混亂，但不幸的是，它的隔壁恰好是特納一幅描繪“海景”的作品：只用了簡單的灰色，展現了大海的壯美和真實，這個作品沒有使用一絲亮色。
按照當時的規矩，康斯坦布爾還可以為他的畫做修補，除去一些色彩和細節上的小瑕疵。這時特納走進房間，冷眼看了看手忙腳亂的康斯坦布爾，到隔壁取來自己的調色盤和畫筆，走向他那幅海景畫，在一片深灰的中央涂上了比硬幣略大的紅點，然后離開。
然這時有人走進來，看到特納的畫，驚呼：這一朵紅，在整片冷灰的映襯下，是那么生動奪人!康斯坦布爾畫中大片的朱紅都變得暗淡起來。
康斯坦布爾喃喃說道：他，來過，傷害了我。
在接下來的一天，特納把這片點睛之紅上了光澤，遠遠望去，生動如浮雕。特納離世之后，1870年，莫奈來到倫敦，看到了特納這幅畫，遂去泰晤士河邊憑吊了這位先人(特納那幅畫就是在這里畫的)，同時也在此取景，畫了英國國會大廈。從這幅畫起，莫奈的畫開始呈現別樣風格，漸成氣候。
但不可否認的是，特納是第一個打破禁錮之人，他開始強調“心”大于“形”，(原話是，你看到什么并不重要，你怎么看才重要)他才是真正的“印象派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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