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覽《1912——現(xiàn)代使命》(1912 – Mission Moderne)帶著一個特殊的使命將在Wallraf-Richartz美術館一直展出至12月30日：再造1912年的展覽“分離運動聯(lián)盟”(Sonderbund)——從梵高到畢加索。
梵高，自畫像，1887(局部)
展覽《1912——現(xiàn)代使命》(1912 – Mission Moderne)帶著一個特殊的使命將在Wallraf-Richartz美術館一直展出至12月30日：再造1912年的展覽“分離運動聯(lián)盟”(Sonderbund)——從梵高到畢加索，這個展覽把歐洲現(xiàn)代主義的大人物都囊括了進來。這真是個令人激動的想法，盡管呈現(xiàn)的結果并不盡如人意，因為1912年的許多作品要么是無法借到，要么作品早已消失。盡管如此，《現(xiàn)代使命》這個展覽依然是一次難以企及的藝術冒險和旅程，在Paul Theroux看來，這個展覽實現(xiàn)了無限多的使命。
1912年的分離運動聯(lián)盟展對現(xiàn)代主義藝術家投入了最大的經(jīng)歷，包括125張梵高，25張高更和26張塞尚，以及16張畢加索，所有作品都被有序美好的排列在墻面上，展覽位于科隆的Aix-la-Chapelle大門的一座臨時建筑上。32幅蒙克的繪畫也在其中，以及還有來自德國前衛(wèi)運動Die Brücke和Der Blaue Reiter的藝術作品。這個展覽/展會(作品銷售)由 Wallraf-Richartz博物館的館長 Alfred Hagelstange策劃，以及藏家和贊助人Karl Ernst Osthaus，艾森的Folkwang收藏的發(fā)起人組織，這個展覽在當時依舊保守的德意志帝國產(chǎn)生了爆炸性的影響。在1911年，科隆美術館購買了一幅梵高的作品，結果讓德國藝術家大為光火。所以這就很容易能理解為什么“分離運動聯(lián)盟”展覽遭遇了嚴峻的批評，這些都被城市報紙記錄在案。
除了歐洲現(xiàn)代藝術大師之外，在25間展館里還展出著不僅僅是經(jīng)典的藝術家作品，例如后印象主義派的Henri Edmond Cross和Paul Signac，他們的創(chuàng)作為藝術正統(tǒng)奉獻了之外的力量。在展廳中間，一個用Ernst Ludwig Kirchner的掛毯和Jan Thorn Prikker為諾伊斯三王教堂制作的裝飾的彩色玻璃，都被用來裝點綴展廳中間的教堂，這件作品聯(lián)系起了現(xiàn)代藝術與信仰，成為了批評家們熱議的對象。這些繪畫、雕塑和裝飾藝術都與來自于德國浪漫主義的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概念有關。“分離運動聯(lián)盟”展由各國藝術家聯(lián)合組成：挪威、瑞士、德國，而且最為推崇法國藝術，這些對德國藝術的影響顯而易見。僅展出梵高的作品已經(jīng)有5個展廳，也是為了盛贊這位現(xiàn)代藝術的領袖，也是所有主要的實驗藝術的的源起。
650幅展出的原作中的120幅于一個世紀之后在Wallraf-Richartz美術館展出，讓觀眾看到一種運動中的經(jīng)驗，其間的差距甚至十分明顯。馬蒂斯在1912年展的作品都沒有在此次展覽中呈現(xiàn)。蒙克的經(jīng)典作品《麥當娜》因為保護原因不能從漢堡美術館借出。梵高的太陽花和及鳶尾花也都不能到場，只能在倫敦的國家美術館和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館中欣賞。在最后的一個展廳中，展出了畢加索從1903-1905之間的兩件作品，盡管1912年是他的立體主義作品的頂峰，可惜的是，在這里完全沒有體現(xiàn)。盡管如此，我們依然樂見從奧賽美術館借來的梵高的《梵高女人像》(Arlésienne)，還有衣服高更在塔西提島的一件小作品，這些都是來自于強大的私人收藏。Egon Schiele的一幅1912年的作品《母與子》以及Oskar Kokoschka的《天使報喜》，都展現(xiàn)的是已經(jīng)虛空的表現(xiàn)主義黑暗的一面。整個展廳的構建形成了一種表現(xiàn)主義的明暗對照法，在在場與消失之間，驚喜與失望之間，都有一種來自于德國古典觀點的新歐洲現(xiàn)代主義的更新。在挪威藝術家1912年的展廳中，都是頗具影響力以及頗具滲透力的早期作品，以及這些影響力一并生產(chǎn)出來的讓人驚喜的合并。
實際上，對“現(xiàn)代使命”的真正贊美一直存在，顯示出一種烏托邦特質(zhì)，以及研究的需要。策展人Barbara Schaefer編輯了一本646頁的畫冊，展示了1912年那650件作品，而且每件作品都有相關說明。這個展覽與現(xiàn)在的流行趨勢相悖，它拒絕景觀，而是把藝術史的興趣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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