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Punk：Chaos to Couture（朋克：從混亂到高級定制）”是否敲響了朋克作為一種社會和文化運動的喪鐘？當然，大都會博物館主張朋克的重要性在于其對高級時裝的影響表明了它們不再跟這些更大的關懷有關了。五月的開幕晚會中出席的最高等級的嘉賓們都是主流人士，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倡著物質主義的價值觀。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其標志性的《欲望都市》角色無情地將消費解放等同于城市性格，被作為了本次活動的模范人物。她以由Philip Treacy設計的仿龐克頭，吸引了同時來自藝術媒體和名人八卦媒體的注意。Philip Treacy，是一位百萬富翁，靠性手槍樂隊（Sex Pistols）于1977年以一曲《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嘲弄過的王室的支持而聲名鵲起。
本次展覽將慶祝朋克歷史性的時刻作為幌子，卻沒有建立其歷史背景。就像是CBGB的男裝部、Vivienne Westwood和Malcolm McLaren在切爾西的精品店的副本，歷史本身已經被消毒和清肅。幾乎沒有提及在上世紀70年代幾乎摧毀了紐約和倫敦兩地的極度貧困和城市衰敗，才促使沒有前景的年輕人使用暴力、赤貧審美的象征，做出虛無主義的、對抗性的姿態。更沒有提及從Rude Boys到Sharps，在朋克風格和精神上，受到黑人文化的影響。
這與我們的時代的相似之處昭然若揭。當時和現在一樣，當平均人口在長期和昂貴的海外戰爭的陰影中費勁地獲取教育和就業的機會時，金融和社會精英展示著自己的財富。人們對政府和機構失去了信心，全球都爆發著革命，天然氣價格飆升。有色人種發現他們對文化的貢獻被白人主流吸收而擦除。盡管伊麗莎白女王二世在1977年二十五周年紀念引發了嘲諷和反抗，去年的60周年紀念抗議則顯得相當溫順。朋克在20世紀70年代為被社會遺棄的青年提供了一個藝術和社會的出口。今天，它似乎只是另一種時尚，因其剝離了良心，但具有影響力的風格和其創新的唯物主義，而被關注著。
朋克吸引著時裝設計師的是什么？大都會博物館認為，朋克對于后工業化的材料的使用和其非常規的對稱性激發了時裝設計師的靈感。然而，這些元素都在早期20世紀70年代的藝術運動，比如工藝美術（Process Art）、達達（Dada）、具體派（Gutai）和新具體主義（Neo-Concretism）中有自己的出處和位置。除了其極具全球吸引力的搖滾音樂和圖像藝術運動，大都會博物館選中朋克，對其進行修正主義對待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朋克傳達出的反合作信息，及其無政府主義的倫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吸引著公眾的想象力，而且唯一抵御它們的力量是公眾的集體失憶。大都會博物館抓住了一種完美的敘述，一方面拔去了朋克的政治意義的尖牙，將其限制在特定的（西方）地域（過去的）時代框架之中。通過這樣做，其所代表的博物館和時裝店就可以吸引到那1％的精英，將這個運動和參與者從敘事中剔除，便可吸引到其希望的文化撥款。Debbie Harry是當時晚宴照片中唯一在世的朋克藝術家并非偶然。同時還有工業制造明星，如Katy Perry和Miley Cyrus表演著陳詞濫調的Sid Vicious模仿秀。
朋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是一場自發的反對嬉皮士運動，但卻與其共享著許多相似的價值觀。比如公共生活的自我組織的“朋克之家”人民公社，一種在后馬克思主義的追求中，通過工藝聯接起個人的勞動。制作是朋克精神中一個重要方面，其慶祝著表達上的個性和機智。來自Vivienne Westwood的早期的T恤的展示，展現著朋克是如何密切聯系著鼓動性版畫的工薪階層的歷史。大都會博物館展出了一些由塑料袋制作的裙子（Maison Martin Margiela牌, Moschino牌），漆噴繪的衣裳（Alexander McQueen牌，Anne Demeulemeester牌），還有用數百個安全別針和螺栓裝飾的禮服。這些衣裳的外貌和感覺都是準確的，但是它們引發觀眾產生的貪婪的欲望，卻正在朋克，相對消耗而主張創造，的精神的對立面。
最重要的是，將朋克僅僅定位在原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歐美的運動的意義，大都會博物館的這場展覽俯瞰了朋克作為一種年輕的，反對貪婪和極權主義的持續價值。現在，沒有地方比伊斯蘭世界更需要朋克。近些年，印尼的青少年一直受到強迫剃頭，并因為穿著朋克時尚受到再教育。受到Riot Grrl風格烏克蘭抗議團體FEMEN的啟發，今年初，突尼斯的女權活動家Amina Sboui 通過在網絡上發布自己上半身全裸、漂白金發、并做成朋克發型的照片引發了轟動。“Beats for Bangladesh”運動，綜合了基于美國的Taqwacore和南亞的hip-hop的行為，近期開始使那些Rana Plaza火災幸存者在時尚界工作的海外勞工的工作條件獲得了國際社會的關注。這些案例明確的反應了朋克是超過西方的消費文化的出口；它是為讓年輕人必須將未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敲響的警鐘。由對腐敗政府的憤怒和反動的信念促使，在埃及和土耳其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也是相同的覺醒。發展中的世界，革命仍然勢在必行。我們可能已經忘記了為什么發明出了朋克，但每一天它都在被重新改造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