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約翰·巴爾代薩里的44幅畫在莫斯科當代藝術雙年展的聯合展覽上展出
第五屆莫斯科當代藝術雙年展上周開幕，持續到10月20日。這次展覽既現代又有活力，有很多公司贊助，也吸引了很多觀眾，但是它似乎在小心翼翼地繞開政治和官僚地雷，避免觸怒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領導的俄羅斯當局。
概念派藝術家約翰·巴爾代薩里(John Baldessari)把他的最新作品帶到俄羅斯參加第五屆莫斯科當代藝術雙年展時遇到了一些麻煩。首先，他作品的名字“Double Take”(意為“后知后覺”——譯注)不太好翻譯成俄語。
“碰上一個說不通的標題有點讓人抓狂，”巴爾代薩里展覽的策展人周麗影(Kate Fowle)說。最后她選定了一個新標題：“1+1=1”。
更麻煩的是，有兩位收藏家拒絕把巴爾代薩里的作品借給該展覽。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政治環境堪憂，比如給泄露機密文件的愛德華·J·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提供庇護，頒布法律禁止同性戀的“宣傳”，以及起訴朋克表演團體“Pussy Riot”。
“我個人毫不介意，”82歲的巴爾代薩里在莫斯科高爾基公園的Garage畫廊接受采訪時說。高爾基公園被認為是該市的當代藝術中心。“但是我知道政治氣候如此。”
本次雙年展上周開幕，持續到10月20日，集中體現了這種政治氣候。
從2005年開展以來，這個雙年展就一直謹慎前行：組織者們很想把這座城市變成國際當代藝術中心，而保守的政府卻對哪些是不可接受的有著清晰的界定。
就在雙年展開幕前一個月，在20國集團年會前夕，圣彼得堡的官員們從一個畫廊沒收了四幅畫。在其中一幅畫里，普京穿著粉紅色的女士睡衣，發型跟他曾經的門徒、首相德米特里·A·梅德韋杰夫(Dmitri A. Medvedev)一樣，而后者則戴著胸罩，穿著女式內褲。這些畫的作者、藝術家康斯坦丁·阿爾圖寧(Konstantin Altunin)立即逃往法國。相比之下，雙年展上的藝術家們都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直面當下的話題。
文化部副部長伊萬·I·杰米多夫(Ivan I. Demidov)以不同尋常的坦率說，文化部對這次雙年展的贊助既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負擔。“在我看來，當保守的政府支持這樣的活動，特別是這種敏感的文化和藝術話題，尤其是當代藝術，會有一定的風險，”他上周在一次預展上說，“也許甚至對雙方來說都是風險。”
本次雙年展的策展人凱瑟琳·德澤格(Catherine de Zegher)對藝術界和政治界的沖突并不陌生。她曾在紐約的素描中心(Drawing Center)做了九年總監，2006年辭職，因為官員們破壞了該中心遷到世貿中心遺址的計劃。該中心某些展覽的內容引發了公眾的憤怒，批評家們認為該中心不愛國，不配遷到世貿中心遺址。
“我知道不要危害一個項目是多么重要，”徳澤格在一次采訪中說。她現在在比利時做策展人和作家。
本次雙年展的預算僅為300多萬美元，其中55%來自俄羅斯文化部。莫斯科市政府資助了約10%，不過它計劃通過門票收入收回部分資助。剩下的部分是由一些公司贊助的，包括阿爾法銀行、俄羅斯電信公司Beeline、現代集團和三星集團。
在雙年展的前五天，超過1.8萬觀眾涌入馬涅斯(Manezh)主展館。這里離克里姆林宮只有幾百碼遠，曾是著名的騎術研究院，在20世紀50年代變成了博物館。還有幾十個聯合展覽在莫斯特的多個畫廊舉行，包括Garage畫廊的巴爾代薩里展，那里展出了他的44幅畫。
徳澤格在主展館集中展出了世界各地的72位藝術家的作品。馬涅斯博物館的中央大廳變成了一個畫廊迷宮，透過南邊的窗戶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的塔樓。
本次雙年展的主題是“Bolshe Sveta”，意為“更多光明”，徳澤格說這是對時間和空間的重新思考，因為在如今的世界上，時間和空間似乎都越來越多地被技術和開發所侵占。
杰米多夫去年禁止一部名叫《修剪》(Clip)的塞爾維亞電影上映，因為里面有對吸毒和性的描繪。他支持本次雙年展的主題，說它“特別能溫暖我們這些官員的靈魂”。
俄羅斯對自由言論的禁止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批評，包括呼吁抗議或抵制明年2月在索契舉辦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徳澤格說她避免任何明顯的對抗性主題。“他們沒有阻止我做任何事，”她說，“但是有些事需要協商。我認為自我審查的成分比審查的成分多。”
國家電視臺Kultura的網站贊揚這次雙年展“注重家庭價值，具有正面精神和無限的想象力”。它的評論文章說，“沒有任何負面的、挑釁性的、聳人聽聞的東西——都是人們從真正的藝術中期待的東西。”
不過，也有其他一些人認為這次展覽為圖方便犧牲了藝術潛力。圣彼得堡的策展人、藝術批評家德米特里·皮利金(Dmitri Pilikin)強烈質疑組織者們的選擇，他認為入選的那些作品平淡無奇。
“當代藝術充滿了否定，”他說，“組織一場得出肯定結論的展覽是一種冒險，問題顯而易見：到底它有多真實?難道它不是在給我們重現某種斯大林式的歌功頌德的粗劣作品嗎?”
徳澤格駁斥了這種觀點，但是她承認自己更喜歡微妙的作品，而不是直接的、攻擊性的作品。“我實際上不喜歡挑釁，因為它讓一切都進行不下去，”她說。她指出本次展覽探討了當今的一些重大問題，從環保主義到女權主義，從個人自由到政治自由。
一些以政治為主題的作品特別低調，很容易被忽視。比如，愛爾蘭藝術家湯姆·莫洛伊(Tom Molloy)把世界各地抗議活動的微小照片剪紙安裝到一個長架子上，看起來像一個大型抗議游行的微小模型。細心的參觀者會發現在其中一張照片上，一個女人的面罩上寫著“反對票”，還能看到一些要求“釋放Pussy Riot”、“普京必須死”的標語，這些都來自2011年至2012年的抗議活動。
“如果仔細觀看，你能看到很多質疑和批評的作品，”徳澤格說，“那是留給細心的觀眾的。”
巴爾代薩里的作品與這些政治爭議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他發現自己在Garage畫廊組織的論壇上提出了藝術家在獨裁社會中的地位這個問題。和他一起參加這個論壇的還有藝術家伊利亞·卡巴科夫(Ilya Kabakov)。
在他們一小時長的辯論中，卡巴科夫回憶起蘇聯年輕藝術家們絕望的緊迫感。他在蘇聯生活、工作，直到1987年移民，最終在美國定居。他回憶起參觀蘇聯博物館的情形，說盡管那些博物館具有令人窒息的統一性和審查制度，但還是給藝術家們塑造了一個共有的理想。
“它們是在鐵幕背后存活下來的文化和文明小島，”卡巴科夫說，“你永遠都不應該忘記恐懼的氣氛或者部落主義。它是我們生活的精髓。”
巴爾代薩里說卡巴科夫對恐懼的描述觸動了他：“我覺得藝術家在美國恐懼的東西沒人注意到，也沒人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