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爾畫了許多“圣母像”，他表示：我的圣母不是用現實生活的一個美女為模特兒的，而是用現實生活中的眾多美女為模特兒的，萃眾美于一身而成為一個完美無瑕的圣女。畢加索畫了一幅《阿威農的少女》，觀者大驚失色，認為世界上哪里有這么丑的女人！畢加索回答：這不是幾個女人，而是一幅畫！中國古代的經典，唐宋畫中的形象，無論人物還是山水、花鳥，“不知人間何處有此景”，比生活真實更美；明清畫中的形象，無論人物、山水、花鳥，“以徑之奇怪論，畫不如山水”，遠不如生活真實美，情況與此類似。即形象的藝術美與生活美可以迥然相反，美的生活形象可以成為美的藝術形象，而且比生活美更美，這是正常的“審美”。丑的生活形象也可以成為美的藝術形象，而且比生活丑更丑，這就是“審丑”——在外國叫“變形”，在中國類似“不求形似”的“寫意”。拋開古典藝術和現代藝術對于藝術美中心的不同不論，古典美以形象美為中心，美的形式服從并服務于美的內容即形象的創造；現代美以形式美為中心，在中國以筆墨美為中心，“丑”的形象即內容服從并服務于美的形式即筆墨的創造。它更證明了一點，即藝術形象美的創造，是需要與生活真實拉開距離的，寫實的藝術形象，向比生活美更美的方向拉開，與生活美的標準相一致而成為生活美的理想；不寫實的藝術形象，向比生活美更不美、比生活丑更丑的方向拉開，與生活美的標準相反對、與生活丑的標準相一致而成為生活美的反思、生活丑的針砭。生活美必須通過“審”才能成為藝術美并高于生活美；生活丑也必須通過“審”才能成為雖然不如生活美、丑于生活丑而“丑得如此之美”的藝術美。
不明乎此，執拉斐爾的藝術為美，而斥畢加索的畫為不美、為丑，執唐宋畫家畫為美，而斥明清文人畫尤其是寫意畫為不美、為丑，這是混淆了藝術與生活的關系。反之，執畢加索的畫為美，而斥拉斐爾的畫為不美，執明清文人寫意畫為美、為雅，而斥唐宋畫家畫為不美、為俗，這還是混淆了藝術與生活的關系。
作為對生活理想的追求，現實生活中對歷代的、當世的楷模人物的宣傳，類似于古典藝術。一個英雄人物，在宣傳中總是被塑造得十全十美，沒有一點瑕疵。其實，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一個英雄人物，都是人而不是神，因此都有他的缺點。但我們把他塑造為大眾學習的榜樣，當然要關注并放大他的英雄事跡而忽略他的缺點，與真實拉開距離，唯有如此，才能弘揚高尚的精神。可是，一些別有用心者卻要以“不真實”為借口挖出他的缺點并加以放大，質疑他的楷模性，抹黑他的英雄，這就顛覆了追求理想的正面精神標幟。
作為對生活丑陋的鞭撻，現實生活中對歷代的、當世的反面人物的宣傳，類似于現代藝術。一個奸佞人物，在宣傳中總是被塑造成十惡不赦，沒有絲毫優點。其實，砒霜也有它的治病救人之功，任何一個反面人物，也都是人而不是魔，因此都有他的優點。但我們把他塑造為社會公敵的典型，當然要關注并放大他的惡行而忽視他的優點，與真實拉開距離，唯有如此，才能鞭撻丑惡的現象。可是，一些別用心者卻要以“不真實”為借口，挖出他的優點并加以放大，質疑他的反面性，平反他的恥辱，這就顛覆了摒棄丑惡的反面精神標幟。
新社會以審美來創造藝術美，萊辛的《拉奧孔》是古典藝術的理論基石。舊社會以審丑來創造藝術美，袁枚的《子不語》可作為現代藝術的理論開山。而無論審美還是審丑，一切藝術美包括寫實的藝術美，都是與生活真實拉開距離的。不能以向生活真實的反面拉為“藝術與生活拉開了距離”，而向生活真實的正面拉為“藝術復制生活”、“客觀再現”、“沒有拉開距離”。生活真實經審美拉開與生活的距離而成為藝術美，是為生活美的理想。生活真實經審丑拉開與生活的距離而成為藝術美，是對生活丑的鞭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