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成熱門，已經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從一屆又一屆藝術博覽會上傳出的喜訊，到一次又一次拍賣行里創下的佳績，再到一家又一家畫廊開張迎賓的熱鬧情形，似乎都在告訴我們：中國當代藝術不僅已經從過去的地下轉入了地上，而且正在占據著經濟市場，成為了文化消費的投資中心。

　　墻內開花墻外香

　　這無疑是許多藝術家企盼已久的結果，也是幾代藝術家的努力換來的收獲。對于這樣一個熱點的形成，我們在高興之余，也會生出某些擔憂。

　　如果說是市場的泡沫抬高了中國當代藝術，使其借助于經濟的輻射散發出了斑斕的色彩，那么隨著這種泡沫漫無邊際地擴散，勢必也會干擾人們的視線，使大家在關心價格指數的同時而忽略比價格更為重要的那個核心內容，即藝術品的精神價值與文化價值。

　　其實，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繁榮背后存在著許多問題，最為嚴重的問題就是缺乏自身的文化判斷。正如中國當代藝術市場上幾乎所有走紅的藝術家最開始均是被境外操作成功一樣。

　　這種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局面，孕育出來的結果就是對墻外的氣候過分依賴，尤其是當這種墻外的余香借助墻內氣候的好轉又悄悄彌漫回來之后，更是容易導致盲目地跟風。

　　西方中心主義的旁注

　　中國當代藝術在今天多元的名義下表現出的單向度發展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就像在方力鈞之后，許多的畫面突然都變成了撇嘴傻笑的光頭，王廣義之后許多的畫面則一下子由凝重而變平涂，張曉剛之后許多的畫面更是一概換成了虛虛乎乎的效果一樣。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方力鈞、王廣義和張曉剛等人，在一個歷史的特定階段創造出了一種典型的中國圖式。這種被某些批評家稱之為“圖像的力量”的典型中國圖像，最先所依托的其實并不是藝術價值的標準，而是與西方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

　　緊扣著意識形態的影子來創作藝術作品，是一種典型的“民族諷喻”(杰姆遜)方式。所謂民族諷喻，就是忽略人類的普遍性，而強調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并刻意夸大這種特殊性。問題并不在于是不是應該表現這種特殊性，而在于我們的這種特殊性是否具有藝術的普遍原則。

　　什么是藝術的普遍原則?那就是從人的解放到審美解放的精神突破與形式創新。西方現代藝術的誕生正是從這個角度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比如抽象藝術，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克萊夫?貝爾)，不是單指抽象形式所包含的某種意味，而是這種抽象解放了過去古典寫實主義的羈絆，謳歌了人性的自由解放。

　　中國當代藝術在一個所謂后現代的語境下，回避現代性的這樣一些根本命題，而以某種民族的特殊性來不斷強化意識形態的差異，必然會被自己所設計的特殊性束縛起來，成為西方中心主義的旁注與自我邊緣化的身影投射。這其實正是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于國際舞臺上始終只見價格飆升，而不見文化影響的原因所在。

　　背離當代藝術的精神實質

　　令人擔憂的問題也許還不僅僅在于此，而在于這樣的一種創作方式通過西方市場的反饋，漸已替代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標準。當我們更年輕一代藝術家們也都紛紛陶醉在這樣一個市場標準中，你追我趕地塑造出同一張面孔、同一種意識時，也就從根本上背離了當代藝術的精神實質。

　　如果說當代藝術是以現代性為內核，那么現代性啟蒙的正是人的自主性，即個人的精神自由。而中國當代藝術由市場規范出來這樣一種泛意識形態的創作模式，恰恰是對個人精神自由的抹殺。以這種對個人性的抹殺來吸引西方當代藝術市場的關注，最終只會導致獵奇與驚詫，而絕不會是更高層面上的藝術欣賞。這就如同我們看待一些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眼球里除了異國情調，恐怕就只剩下了落后、貧窮與苦難。

　　文化的不平等，往往不是別人強加過來的一種意識，而是自己給自己設計好了的一個走不出的圈套。正如過去的中國以天下中心自居，閉關鎖國，無視周邊的發展，最終導致了自身被動挨打的落后局面一樣。如果今天又急轉一個180度的大彎，完全依賴著西方商業市場給出的價格標簽，不能不說是一種當代文化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