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正渠和段建偉作品聯展近日在中國美術館開幕 ，發出下面的幾段文字，作為對他們畫展的祝賀。
段正渠與粗獷而多情的陜北高原已經成為中國當代畫壇特殊的文化景觀。但題材的特色并不是段正渠藝術的核心價值，在中國繪畫中，農民和鄉村一直沒有被畫家遺忘。我們的繪畫史上的農民和鄉村，往往是以類型化的形式出現。其主流就是古代文人想象中的“漁樵耕讀”，和現代革命意識形態所主導的“苦難”—“抗爭”—“解放”模式。而段正渠的作品之值得研究和思考，在于他遠離前人的圖式，從自己的內心感情經驗出發，試圖對陜北高原的人與自然作心理層次的發掘。十年前我對段正渠筆下的陜北曾有如下感想——他的作品對于近年描繪鄉土風情的油畫創作仿佛是一種“刺激”和“騷擾”，這意味著既有藝術環境中出現了新的活力，這種活力并不來自陜北山鄉生活本身，陜北題材也可以搞得萎靡甜俗。從當代繪畫創作的全局看，段正渠在題材選擇上并不是獨一無二的，選取相近題材的畫家很多。段正渠與許多描繪陜北題材的畫家之不同，在于他對北方鄉土的觀察與表現的出發點，既非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亦非出于繪畫形式的需要，而是出于內心情感的需要。段正渠作品風格的基礎，是他對鄉土生活和表現性繪畫形式感受的自由和新鮮。
黃土高原的人物形象，是段正渠近年創作的重點之一。在前期人物作品如《婆姨》、《出門人》、《大山歌》中間，他以單純而強烈的手法傳達山鄉男女的粗獷和率真，以及在粗獷率真中透露的豐富人情。在粗壯的線條、深重的背景和形象的簡約等方面，可以感覺到畫家對喬治·魯奧(Georges Rouault)后期風格的借鑒，他借鑒并發揮了魯奧的莊嚴與神秘，但改變了魯奧的陰沉和憂郁。
在后來的作品里，段正渠的個性化風格越來越成熟，特別是那些描繪陜北山鄉生活場景的作品。在被稱之為“活得艱難，愛得痛苦”的陜北山鄉生活畫面中，我們可以品味出畫家巧妙滲入中原文化特有的曠達與幽默，甚至難以區分哪些形象來自陜北山鄉，哪些形象源于豫中平原。應該是童年記憶、個人氣質和陜北高原的人情人性共同引導畫家突破魯奧式的陰沉。
和當代中國的所有地方一樣，陜北高原必然存在著智慧與愚昧，敏銳與麻木以及代表著“進步”與“落后”的種種征象。段正渠以他自己的視角和個性本色觀察現實存在的一切，與回避、修飾現實，奚落、挖苦人物的流行趨勢拉開距離，因為畫家把他自己置于山鄉人群之中。我不能忘記作品中那些在深重夜色中被燈火照亮的男女，無論是傳統節日熱烈的火焰，還是私密空間溫情的油燈;無論是雪夜里熊熊燃燒的炭火，還是奇異地劃破夜空的“手電”，在這些亮與暗、冷與暖、社群的喧鬧與曠野的孤獨之間，顯示出畫家對情境、對人物內心世界洞燭幽微的眼光。那是流行文化觀念難以定性、流行審美習慣無從衡量的人物和心境。
流經黃土高原的黃河和依附于與這條河流的人們，是段正渠一直不曾離開的繪畫題材。他為我們展開了個性化的黃河圖卷，以厚重、自由的筆觸，以強烈的表現性形式描繪黃河的浪濤、黃河上空的風云以及與黃河共命運由于黃河不息地搏斗的人們。段正渠畫黃河，不限于表現性的形式處理。他的作品里有厚重的歷史、文化訴求，但他的成功卻在于將這些訴求融入表現性、抽象性的形式創造。使黃河的浪濤風云與他對黃河的感情印象凝結為具有生命節奏的繪畫形式。
近幾年他創作了多幅黃河船工的勞作和在黃河上捕捉巨大鯉魚的圖景。前者是寫實基礎上的表現，后者則是源于傳說和想象的象征性演繹。與前期黃河渡船畫面相比，近年的作品常常把視點拉近，突出人物的動勢和神態，近距離表現黃河船工的勞作境遇。那些色彩艷麗的鯉魚，儼然北方大地歷史記憶的化身，它是如此沉重，如此碩大，曾經具有無可比擬的生命活力，而終于被人捕獲。當我注視畫面上背負巨大鯉魚軀體的人們行走在河邊，確實難以分辨那是一種成功還是一種失敗，是歡樂的結尾還是沉痛的開端——也許畫家所感知的正是這種亦喜亦悲的歷史進程。
段建偉寫過一本小書：“回望鄉土”，在那本書里，我們可以看到畫家以樸素的圖像和文字所記錄的有關家鄉，和家鄉普通人的印象。那是一些平凡、樸素之極的感情點滴——他坐在豫西鄉下一個土坡上，不經意地看著天際的夕陽和炊煙，身邊的人和家畜，與過路農民目光相會，那些陌生而又最普通不過的形象，“兒時生活的片斷，我無法逃脫的血脈，那些特定的時刻和景致，都一下子清楚地和眼前的東西重疊起來”。段建偉的藝術創造資源就是如此自然地在他心頭流動，他沒有，也不需要“搜盡奇峰”，“上下求索”。他只是描繪最熟悉而且“無法逃脫”的印象與記憶，那是“記憶與和現實混合”的產物。他說：“這像是命中注定的東西……我是一個有農民的情感，有農民的氣質的人，我來畫農民，正合適”。
閱讀段建偉筆下的文字，觀看段建偉畫上的形象，接觸段建偉本人，會得到相同的印象——不張揚，不作態，樸實得近乎木訥，但絕不缺少自信與自尊。他畫上的人也是如此，他們意態平靜，氣度淳厚。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意態與氣度和流行的藝術程式截然不同——它十分端莊，決無“波普”習氣;它既無意于“歌頌”，也無意于“批判”，它們似乎自然生發，絕非某種觀念的形象印證。
從段建偉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共同性的因素：
“稚拙”是段建偉畫中形象的共有特征之一。無論是小孩，還是成年人，他們的臉型、身材比例到動作方式，都像是發育中的兒童。我推測，畫家對人物的這種處理顯然與他的性格氣質和童年記憶有關，而對這種“稚拙”的堅持，則顯示著對流行文化格調的拒斥。
“平淡”是段建偉繪畫的基本情調。無論作品構圖、素描與色彩關系、明暗照度，還是人物的形容動作，畫家都是在有意識地減少、排除強烈的對比和緊張激昂的戲劇性表現。而他那平靜、收斂的筆法，更使作品始終處于平淡情緒之中。當然，這種“平淡”是畫家的氣質、經歷與文化傾向結合后的理性追求。
“實在”是段建偉選取、處理物相的基礎。他的繪畫傳遞著一種遠離幻想與虛構的真實存在感，從他的畫面上很難找到出自幻想或者概念的虛構形象。雖然我所用的“實在”與哲學上的“實在論”無關，它只是我用以形容段建偉繪畫特征的詞語。但正如一位哲學家所說：“所謂的實在就是這個現實的日常世界，就是這個充滿感性、并能用語言把握的現實世界。”而這種對“實在”的執著，同時反映出畫家的文化品格，可以借用朱熹評說歷史人物的話：“不是假底，是實在人”。段建偉是個實在人。
美術界的人們常常把段建偉與段正渠并稱為“河南二段”，他們在藝術經歷和藝術風格上有許多近似的東西，但段建偉與段正渠不同，段正渠在藝術上比較張揚，包含著明顯的浪漫主義和表現性因素，段建偉卻十分收斂，也更為“現實”;段正渠畫中的人物離不開特殊的環境和事件，段建偉畫中的人物就是一切;段正渠以表現性手法傳遞現實存在的感情世界，而段建偉卻以不露聲色的寫實悄悄釀造著非現實的意境。兩位畫家實際上是從同一起點走上不同的藝術路徑，在他們行進的過程中，可以依稀辨認出相似的步伐。而從藝術最終達到的目的說，他們又是殊途同歸——讓觀眾在關注和思考當代普通人的心情思緒的同時，感受藝術創造的個性魅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