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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與肉—動物生命存在的重要物理形態，構筑著人類脆弱而敏感的肌膚,支撐著我們自由不羈的魂魄。當流動粘稠的血液在肌體內部循環游走,我們的肉身皮囊才不因死亡僵化散發惡臭，濃烈鮮紅的瓊漿塑造著軀體也承載著我們空靈不滅的思想,而思考的深度反過來決定著血肉的質感和厚度。
自上古鴻蒙開辟,血肉之身從自然天地孕育,個體在有限的流光中彰顯生命輪回的流變本質。無論源于父母精血本初的生命起點,還是入土為安演變螻蟻和塵土的生命終點,血肉存在都浮現在短暫時間軸中。血肉傳承延異著生命繁衍的步伐，它也似乎從未逃離社會歷史人文的屬性：遠觀亞當夏娃欲望的原罪、炮烙酷刑權力的煎熬、傳首九邊無奈的靈肉分離,近思工業文明的人機抗爭、意識形態的腥風血雨、物欲社會的肉身書寫，都無不顯現著血肉資源的社會化和政治化特質。
遙想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是理想與狂熱洋溢，茫然與追問并存的青春時代。西方充斥著反文化反體制的旋風:享樂主義、性解放、嬉皮士文化、搖滾樂和毒品占據著青年人生活的主導。東方中國，烏托邦的紅色信風全面蔓延，年青的學子被砸爛舊世界的狂放精神和無法抑制的政治激情引導，叫喊著奔向莫名的新世界……
藝術家石強出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里，他的人格養成與藝術心路便烙上揮之不去的歷史印記和理想主義光芒。
一.文字的力量
早在八五期間,文字之于當代藝術實踐并不陌生, 藝術家谷文達首開先河,用錯字和反字對傳統水墨進行全面解構,強烈的視覺張力消解了人文溫情。爾后,吳山專以波普化的紅色文字重塑了生活和政治的力量。八十年代末,藝術家徐冰的“天書”橫空出世,精致古典的“天書”應合了后現代文化語境,文本的不可閱讀性與傳統元素的再生性利用,讓他的作品極具文化穿透力和現場感染力。目前,徐氏的“中英文書法”已成為國際當代藝術前沿獨領風騷的標簽。九十年代,在文字上尋找切入點的藝術家還有邱志杰,他以更靈動方式處理文字和書法,在錄像,裝置,行為和攝影里,日常或異常的文字滿足了邱志杰無法抑制的才情和對人文傳統的眷顧。
石強的信仰讓其遠離筆墨的純化游戲，而又不得不采取藝術的方式開展社會學的思索，他的工作方法兼有靈活性與針對性,繪畫母題與符號選擇往往在時代變遷中游走,我們看到從蠟燭到鐵屑,從西方名畫到東方書法,構成石強自我形象體系的內在邏輯。
《血肉》系列，“毛體”書法成為石強發言的材料，他對“毛體”書法衷情的原因,包含自身和社會的諸多復雜因素。可以說,既是他青春期視覺記憶中不可磨滅的烙印,更是精神上無法釋懷的推崇和對歷史的反思,亦是對地緣文化資源的有效地利用。眾所周知,“毛體”書法以王者之氣構成中國書法史最后的歷史場景,以權利話語的姿態組建了厚重的社會政治圖像,它本身就是自由與浪漫的結晶,是個人權利和體制秩序的表征。在石強眼中,毛是歷史的化身更是父親的化身,重寫毛體書法,是他溫習歷史和直面傷痛的苦行。畫布上自由重組的文本,或正或反,或疊構或簡化,凝固地吸附著他的個案解釋,厚重的油料夾縫中,毛體書法猶如魂魄鐫刻在血肉深處揮之不去。
《血肉》讓作者自我的面貌隱退在作品之后,顯然,設計者安排法書在畫布上處于在場位置,卻讓他的身份迷失在約定俗成的文本暗處,無為處無所不為,描摹復制的過程是獲取遠行記憶的方法。以文字的能指力量對話全球化與后殖民的當下情境,重寫文本是快感與痛感并存的,這種力量來自文字本體也來自作者的文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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