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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表現的豐富性本源于生活與人性的復雜和混濁。要確立正常的性形象，進而勘探人這種情色生命的潛能，我們需要理解的不只是性的機能，還有那享受性愛的人際語境。劉大鴻和朱新建的藝術是從古今中外現實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尋拾細節碎片，并利用現成品的概念，以及民間的、波普的語言方式將它們接拼成裝置作品，并結合當下流行文化的圖式作了一種現代性的轉換和混搭，而這些混搭又往往和男女情事相勾連。從中既可以看出他們對日常生活細枝末節懷有的意趣，渲染其間的喜悅，又有些荒誕與悅色的偏執——將夢魘般的體驗扭曲在詭異的秘戲情色之中。作品里有著“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眩目，以及在現實喧囂的混世里濃縮了他們無所謂的妄想自語和獨領風騷。
劉大鴻的作品是一種關于政治、社會道德風俗的寓意畫，但其話語基調確是荒誕式的，畫面中表達了對很多通行價值觀的懷疑，他將大量傳統的典故和民俗風情方面的素材，在整體上同中國傳統民間文化中所持有的神仙和鬼魅氛圍結合在一起，用來詮釋作品的寓意。這個寓意就是戲謔與反諷，而荒誕的方式主要是源于他對冷嘲、反諷、夸張手法的高度迷戀。他以戲劇化的結構形態設置了作品語境，這種戲劇化結構本身就帶著強烈的反諷意味，表達了中國與世界急劇變化的游戲性、虛擬性生存景象，同時又隱喻著“存在便是一種荒誕”的思想背景。盡管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找到大量的歷史人物形象或故事情節，但它們實際上只是一種歷時的視覺符號、圖像或道具。問題是觀者幾乎無法判斷藝術家對他所描繪的事物的態度，是憎惡，還是受誘惑;是仇恨還是幸災樂禍，劉大鴻顯然是把批判的余地和責任更多地留給了觀眾。似乎他在強調視覺圖像中的形式主義趣味，即把艷俗與政治人物的形象變成純粹的形式感，并將這種形式感發輝到令人眩目、驚怵的程度。雖然這些形象帶有夸張的虛擬化典型化處理，卻恰恰地凸顯出“他”生動和荒誕的生存處境。而這種處境集中折射出了文化全球的一個側面狀態。在艷俗而光滑的五官與變形肢體的對比中，既表現出根植于人內心的欲望與宣泄這一矛盾的心理情結，又演繹了在生存過程中不斷被異化的人生夢想。當然，從話語表面上看，作品還處處體現了對人性中某些自信與虛妄本能的反諷。這些反諷，不僅使敘事增加了某些審美的智性成分，還使作品在內蘊上折射出對各種現實生存秩序和價值觀念的懷疑。可以看出劉大鴻的用意是把畫面中的一個關鍵性的行為形象同時賦予了內容和形式方面的最大效果，這種效果具有復雜的象征意義，把我們現今社會日益膨脹的物質消費的情景，通過系列怪異形象和象征傳統的景致符號化和現實化了。通過強行拼貼、處理后現代與前現代文明的兩種不同的話語，從而凸現出文化落差，構成了他反思傳統與現代、政治與個人的一個參照系。于是視覺的符號、圖像從非現實的層面進入到一個現實的層面，以此來表達他對當下現實社會的深刻關注。或者說，那些企圖把世界黑白分明呈現出來的努力，到頭來只會炮制出蒼白的虛火。
朱新建的作品是利用了“現成品”概念，只不過這些現成品是中國傳統的老式“飯盒”。最關鍵的是當你打開飯盒時，里面并非是佳肴，而是他描摹的新春宮畫。或許這也應了“秀色可餐”的老話兒。當把這些已經使用過的飯盒擺放在展廳時，你不得不為之感到戲謔的忍俊不止。因為，這些浸潤著油脂的老飯盒，已經超越了它的功能屬性，成為記錄歷史、人和生活本身的一種器物，烙印著時代變遷的痕跡，甚至直接對應和測度著現實的滄桑變化。拿優美的器物與情色的意象潤飾性描寫的修辭手段，好比遮蓋亞當夏娃下體的無花果葉子，這一紋飾正是身體和情欲典型的泛文化表述方式。正如D.H.勞倫斯那段關于性愛之火的話所說，性的“熾熱要化為純凈的光照，才煥發得出美感”。不可否認，藝術可賞可戲可觀可思，在特殊情況下和個別人身上，創作或觀看可能會起到潤澤愛心的作用，出色的藝術也常有其深深感化觀者的優點。但性關系畢竟屬于日常生活的范疇，其具體感受，不管怎么說，都遠遠超出了視覺的表述，并不是符號轉換系統所能左右的。你可按自己的價值評判古今情色文字的雅俗優劣，但不管它們的品位高低相差多么懸殊，大致上都是在發揮宣泄或補償的功能。觀看朱新建的作品，就多少令人感到了類似的性別偏執癥候。我們知道，朱新建一直愛用新文人畫為利比多的不足煽風點火搞浮夸。但他只是個紙本上迷狂性愛的人物，這大概就是他利用這一方式從事藝術創作的緣故吧。今日的后現代社會尚未為性愛之火建立起健全的爐灶，不幸即陷入刺激增強而身心困乏的窘境。音像制品和網絡世界日益繁盛，書面閱讀漸趨式微，純藝術正貶值成精致的囈語。朱新建的努力縱有其感人的撫慰和美好的響應，怎抵得住現代科技點起的淫風妖火!兩性若不從自強的碰撞中熔鑄富有動力的男女關系，僅憑深情的詩意呼喚，恐終難逃物化快感的進一步侵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