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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性”在漢語中是個頗為生僻的詞匯。巫鴻對此解釋道：“‘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和‘紀念碑’(monument)這兩個概念來指示本書中所討論的兩個互相聯系的層次。這兩個詞都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是提醒和告誡。但在我的討論中，‘紀念碑性’（在《新威伯斯特國際英文詞典》中定義為‘紀念的狀態和內涵’） 是指紀念碑的紀念功能及其持續；但一座‘紀念碑’即使在喪失了這種功能和教育意義后仍然可以在物質意義上存在。”在他看來，“紀念碑性”和回憶、延續以及政治、種族或宗教義務有關。
作為重構中國古代美術宏觀敘述的一種嘗試，《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紀念碑性”》一書沿循兩條線索對中國古代美術傳統進行界定：一是文化比較的線索，即首先反思“紀念碑性”這一西方古代藝術的普遍經驗，然后通過考察重新定義的“紀念碑性”在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特殊表現，來探索中國古代藝術的歷史邏輯；另一個是歷史演變的線索，即通過對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的觀察，去發掘中國藝術和建筑的三個主要傳統——宗廟和禮器，都城和宮殿，墓葬和隨葬品——之間的連續性和凝聚力。
用巫鴻的話說，他希望在這本書里描述中國藝術和建筑從其發生到知識型藝術家及私人藝術出現間的基本發展邏輯。在獨立藝術家和私人藝術作品出現之前，中國藝術和建筑的三個主要傳統——宗廟和禮器，都城和宮殿，墓葬和隨葬品——均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內涵。
“巫鴻并未把藝術品作為多樣而變化中的世界觀的圖解。相反，藝術品在他手里成為了歷史中的演員和創造者，而不僅僅是歷史的標志物。我仍能清楚地回憶起自己90年代初對本書草稿大快朵頤之時的如醉如癡：如果美術史這個領域仍有能力生產出具有如此質量、如此廣闊含義的著作，那么這個學科看來還有希望——在我看來，此書完全可以與福柯的《詞與物》比肩。”哈佛大學美術史與建筑史系前系主任伊萬蘭·卜阿如是評價。
因為這部書，美術史學界掀起了一場學術上的“科索沃戰爭”（李零語）。該書問世以來，圍繞本書的內容以及東西方治學理路的大討論，波及美術史學科以外，綿延至今。今天，提起《紀念碑性》這本書，仍然是一段學術史上剪不斷、理還亂的公案。
《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紀念碑性”》中文版的首次出版，終于提供給所有關心中國美術史的人們這樣一個難得的契機。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言：“對我說來，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它反映了一個探索和思考的過程。10多年后的今日，我希望它所提出的問題和回答這些問題的角度仍能對研究和理解古代中國美術的發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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