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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左）與劉海粟（右）
文/萬君超
在中國現當代美術史上，徐悲鴻（1895—1953）與劉海粟（1896—1994）兩人之間的恩怨情恨，堪稱一樁“歷史謎案”。我在此不就徐、劉兩人的藝術成就來作評判和排次，因為這也不是筆者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在此想簡略地介紹一下徐、劉兩人“交惡”的若干關鍵問題或相關事件的始末。此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極多，本文只選擇其中幾個主要問題：徐悲鴻究竟是不是劉海粟的“學生”？徐悲鴻為什么會與劉海粟“交惡”？劉海粟是不是“漢奸”？應該基本可以厘清歷史真相了。
1912年11月23日，劉海粟、烏始光等人在上海乍浦路8號租一座西式樓房里創辦了“上海圖畫美術院”（1921年更名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并在1913年2月的上海《申報》上刊登招生廣告，第一期共招收12名正科學生。徐悲鴻是第二期招進的預科學生，而劉海粟其實并不教授預科學生。但徐悲鴻在此僅僅學習了兩個月，發現學校教學情況與自己原來預想的大相徑庭，頗有上當受騙之感，就“不辭而別”回宜興老家去了。所以從實際的情況而言，劉海粟并沒有真正教過徐悲鴻學習繪畫。劉海粟有“校長”之名，而無老師之實。也就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劉、徐兩人并無師生關系。
1935年10月，劉海粟在上海舉辦“歐游作品展覽會”。作家曾今可（1901—1971）在《新時代》月刊上發表了《劉海粟歐游作品展覽會序》一文，其中有一句話說：“國內名畫家徐悲鴻、林風眠……都是他的學生。”這句話激怒了徐悲鴻，他在11月3日在《申報》上發表了《徐悲鴻啟事》一文進行回擊。徐在文章里就明說“上海圖畫美術院”是“一純粹之野雞學校也”，“鄙人于此野雞學校固不認一切人為師也”。徐悲鴻在文章里還用了“流氓”、“吹牛”、“營業欺詐”、“學術界蟊賊敗類”等字眼直指劉海粟本人。劉海粟看后也大怒，立即予以反擊，僅隔一天就在《申報》上也發表了《劉海粟啟事》一文，竭力表白自己的藝術理想與藝術觀念，否認曾氏的文章是出于他的授意。徐悲鴻在4天后再寫文章進行反擊，說話更不客氣，其中有一段話對劉海粟的人品和繪畫表示了不屑：“繪畫之事，容有可為。先洗俗骨，除驕氣，親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誣汝！”兩人多年的恩怨已經公開化了。此次兩人的“筆墨論戰”卻以劉海粟的偃旗息鼓而暫時告終。其實徐悲鴻在“論戰”中，以及后來寫的文章或給朋友的信件里直指劉海粟的“軟肋”，就是劉的“人品”問題。“親有道”三字是有所深指的，并非無足輕重，所以徐悲鴻略占了上風。令徐悲鴻不能容忍的是，如果說自己曾經在“上海圖畫美術院”學習過也就算了，但劉海粟一定要宣稱是自己的老師，并以此津津樂道，就似乎有點“無恥”了。從此之后，徐、劉兩人在國內外的藝術場合里都開展了“明爭暗戰”，至死亦不相往來。
1939年底，汪精衛在日軍的支持下粉墨登場。汪偽內閣中的高官、也是劉海粟的好友褚民誼，力邀劉海粟擔任汪偽政府的教育部長。由于當時蔣介石政府對投敵的汪偽官員實行暗殺策略，所以劉海粟不敢答應，就遠走南洋，在雅加達舉辦“中國現代名畫家籌賑展覽會”，后所得賑款15萬盾，叫當地的華僑總會管理，直接寄到了貴州紅十字會轉交給前線的抗日將士。當年郁達夫在新加坡知道之后，也力邀劉海粟到新加坡來舉辦籌賑畫展。1940年12月21日，劉海粟到達新加坡。不到一月左右上海淪陷，海外華人聞之激發了高昂的抗日救國熱情。郁達夫曾為劉海粟的籌賑義舉寫了許多文章和詩歌。后來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也被日軍占領，劉海粟也因此滯留在新加坡。但令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劉海粟竟是乘日軍飛機回到上海的。后來有關劉海粟的這段歷史中，大都說劉是被日軍押上飛機遣送回上海的，劉海粟后來也“口述回憶”說：“當初日本軍部派軍用飛機送我回來，有許多人不理解，以為劉海粟一定是賣身投靠做了漢奸了。誤會很多，我不管的，隨他們去說。這種事情你不能解釋的，越解釋越不清楚。但是內心痛苦極了。”然而，當初流落在南洋的文化人士非常多，為什么日軍單單會派軍用飛機送劉海粟回上海？
更令人不解的是，劉海粟于1943年11月在上海舉辦畫展，組織者是汪偽政府的司法部長張一鵬，許多日本軍官、商界要員和汪偽政府高官都前來參觀畫展。當時的《申報》在報道中說：“劉海粟親自招待，巡回觀摩，風趣橫生。”報紙還刊登了劉海粟與“盟邦”友人握手言歡的照片。后來，劉海粟對此有過辯解：“當初，他們許多人批評我辦畫展不應該請日本人到場，我的想法同他們不一樣。你日本人再驕傲，地位再高，什么華東陸軍總司令，大佐還是什么佐，你還是要來給我捧場，恭維我，出錢把我的畫買回去供在你的大廳里。這不是恥辱，這是自信。”真的不敢想象，被日軍殘暴殺害的郁達夫先生如果在九泉之下，聽了他生前好友的這番“豪言壯語”不知會有何感想！《新華日報》在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報紙中，刊有《文化漢奸名錄》，第一名文化漢奸是周作人，第六名文化漢奸就是劉海粟。另外還有陳彬龢、林微音、張資平、陶亢德、柳雨生、章克標和汪馥泉等人。
1949年以后，劉海粟由于此段歷史“污點”，逐漸被新中國政府予以“閑置”和“邊緣化”，與徐悲鴻備受尊崇的政治和藝術地位形成鮮明的對比。1953年徐悲鴻知道劉海粟將出任“華東藝專”校長，在5月和8月，就先后寫了兩封信給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表示抗議和反對。在8月份的一封信中寫道：“周揚部長：今日先生談擬開座談會，令劉海粟檢討，我回來思量，以為不必要。原因是：這可能成為像劉海粟在上海時自吹自捧的‘檢討會’，不解決問題，我以為應叫他坦白下列各點：（1）上海淪陷時間與日本人有哪些勾結？參加過哪些媚敵活動？擔任過何種職務？……以上各點，須在一星期內交出材料與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誠老實交代，我同意寬大處理。如果他隱瞞或辯護。足證問題嚴重，文化部應嚴加追究查辦。我想先生當能同意。我當繼續收集有關材料，在他坦白期間暫不發表。”如果不是徐悲鴻突然病逝的話，那劉海粟此生則幾無在政治上“咸魚翻身”的可能。
劉海粟在生前多次的“口述歷史”和“回憶”中，還有許多有關人物和歷史事件的“信口開河”或者隨意虛構。比如他究竟是不是康有為的弟子？他究竟有沒有營救過陳獨秀？江青（藍蘋）有沒有曾做過他的“模特兒”？潘玉良究竟是不是劉海粟“上海美專”的學生？傅雷為什么會與劉海粟“交惡”和“絕交”？蔡元培和周恩來究竟有沒有幫他調解與徐悲鴻之間的“恩怨”？等等。許多事件真相或在時間上，均無法自圓其說，甚至漏洞百出，匪夷所思。謊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為相信它就可能有利可圖。更有些他的學生、崇拜者、作家和學者，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或利益，偏聽偏信，并為之粉飾傳揚，幾成“信史”。
歷史的真相永遠只有一個，雖然有時真相會被人為地進行掩飾和篡改，但是任何人只要曾經在歷史的長河里跋涉過，就必會留下難以泯滅的痕跡。任何對之掩飾、夸大或篡改的企圖，雖能得逞于一時，但妄想以此改變歷史的真相卻是徒勞的，反而還會留下被后人嗤笑的話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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