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大云寺遺址發現北朝隋唐佛像窖藏

甘肅涇川大云寺遺址近日發現一處數十尊佛像窖藏，其中出土最大的佛像為高1.65米真金貼面頭像。同時在佛像窖藏東面、北面發現地宮2處。這是“絲綢之路”上罕見的文化瑰寶，為證明唐代、宋代大云寺及前身隋代大興國寺的完整歷史提供了豐富實證，更為揭開歷經幾個朝代精美佛像集中窖藏的歷史秘密提供了難得的歷史信息。這些出土的佛像均為手工雕刻，屬藝術“孤品”，具有極高的考古價值、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西北大學的考古專家認為，金佛面世屬重大文物發現，具備申報“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的條件。

1964年10月，涇川縣村民在翻地時發現了大云寺地宮。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發掘地宮的過程中，又發現了盛放舍利的石函、鎏金銅匣、銀槨、金棺、琉璃瓶五重套函，琉璃瓶內盛裝14枚來自印度的佛祖骨舍利，并在隋代石函四周題刻銘文。據史料記載，涇川的舍利是公元601年從印度引進后，隋文帝下令建塔供養的。公元694年，武則天敕令各州建大云寺珍藏《大云經》，涇州改建大興國寺為大云寺。專家認為，涇川大云寺塔基地宮和舍利石函中的金銀棺槨，最早將中原傳統的棺槨葬制納入佛教，改變了印度用罌壇盛放舍利的方式，開創了用棺槨瘞葬舍利的先河，反映了唐代在舍利瘞葬制度上的劃時代變革。這次發掘是當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為了給14顆佛祖舍利安家，甘肅省籌資8000萬元，在大云寺原址修建了大云寺博物館一期工程，2009年1月14日本報曾刊發《大云寺博物館一期工程竣工甘肅為14顆佛祖舍利安家》報道，圖文并茂地介紹了當時考古發現情況。

此次重大發現的時間是2012年12月31日。當日，涇川縣城關鎮在修建道路時，在大云寺地宮東側發現一處數十尊佛像窖藏，當即停止施工，報告縣委縣政府及縣文物主管部門，并逐級向平涼市委市政府和省市文物部門匯報。有關領導和專業人員先后趕赴現場實地查看，并對現場保護作了具體安排，確保文物安全。

從發現現場和初步挖掘清理情況看，窖藏內造像自上而下呈層級型，總體呈南北向，窖坑邊沿及土色向四方延伸，容積尚不清楚。窖藏內有石質立佛、坐佛、佛龕、佛座、菩薩、羅漢、釋迦多寶說法造像碑、石蓮花、經幢局部;以及陶法器、碑刻、佛身，有磚雕、簡瓦、瓷片、磚瓦、高約30厘米的金冠菩薩頭像等，最大的佛像為真金貼面頭像，高1.65米，最小的頭像直徑不足5厘米。造像質地有砂質巖、灰陶、青石灰、陶質泥塑等，部分佛像的衣褶和菩薩冠飾貼金，大多數有彩繪，雕刻刀法精細，造型精美，生動傳神。

2013年1月11日，在對窖藏佛像周圍現場進行場地清理時，又發現1.6米高的佛像露頭，疑為另一處佛像窖藏。在佛像窖藏東面、北面3至5米處共發現地宮2處，其中東面地宮一處33.3×33.3厘米的磚刻銘顯示：“大宋大中祥符六年”、“涇川龍興寺”、“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等記載，同時出土的還有陶棺、琉璃瓶，陶棺內有疑似木棺等。目前省文物局專家正在清理挖掘，窖藏北穹隆頂地宮尚待清理。

據專家和省、市、縣專業人員初步推斷，這些佛像的造像時代前后銜接，跨越北魏、隋代、唐代到宋代多個朝代，其中以北朝、隋唐特征最為明顯。甘肅省文物局專家認為，此次出土文物包含了石刻造像的所有類型，屬于重大考古發現;同時從新發現的地宮陶棺和磚刻銘記載判斷，“大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時，大云寺還存在，名“龍興寺”，陶棺中有佛舍利、佛牙佛骨。

涇川縣地處甘肅省東端，是西出西安的重要通道。隋唐時期古涇州曾繁榮興盛，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具有戰略地位。據史料載，從隋朝初年到明朝初年的七八百年間，大云寺因為佛塔地宮供養著至尊至貴的佛祖骨舍利，先后有隋文帝、武則天等多位帝王或下詔，或敕賜，大興涇州佛事。遺憾的是，明朝初年的一場洪水，使涇州古城全城覆沒，也使坐落在涇河岸邊的大云寺的地上建筑蕩然無存。只有佛塔地宮里的石函、金銀棺槨和佛祖骨舍利安然無恙，深埋地下，最終于1964年12月出土面世。

專家們指出，此次涇川大云寺遺址出土如此密集的佛教寺院文物，與涇州古城區域內已出土佛祖舍利的隋敕建大興國寺、唐敕建大云寺、北周寶寧寺，現存遺址的宋敕建水泉院、元敕賜鎮海寺、敕賜水泉禪寺以及涇川境內涇河流域的國家文保單位南石窟寺、王母宮石窟、羅漢洞石窟、韓家溝石窟、丈八寺石窟、太山寺石窟等眾多石窟組成的“涇川百里石窟長廊”，一起成為涇川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重新認識和評價東進中原、西出長安第一門戶涇川的歷史地位提供了實證。

對目前已出土的文物，按照省市文物專家的意見，暫存于涇川縣博物館。鑒于這次出土的文物數量眾多，價值重大，從出土位置、歷史淵源、學術范疇等方面均與大云寺佛教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為便于文物的保護和學術研究，有關人員建議在目前已建成的大云寺文化園內擇址修建專門的宗教博物館予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