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藝術圈里提起“栗憲庭”，可謂無人不知——他有一雙慧眼，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中國當代藝術，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岳敏君都因他的賞識和推介才為世人所知;他有一副熱心腸，家中總是高朋滿座，志同道合者通宵達旦地聊藝術，無論年輕年老者，都喜歡親切地喊他“老栗”;他有藝術圈中人大多缺乏的執行力，為鼓勵年輕藝術家，短短幾年把宋莊“發揚光大”成北京乃至中國最大的“畫家村”;他辦展覽、寫美術評論、搞收藏……最近幾年，栗憲庭迷上了影像記錄。2013年的北京第十屆獨立影像展，背后的推動者正是他。
在美協會上被點名批評
1949年，栗憲庭生于河北邯鄲。上世紀70年代，當整個中國看到的都是“高大全”、“紅光亮”的繪畫時，栗憲庭在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就讀，1978年畢業，被分配到《美術》雜志當編輯。作為全國美協的機關刊物，當時的《美術》是中國美術界唯一的官方權威雜志。栗憲庭到《美術》那段時間前后，“可以感覺到一個新的潮流已經開始”。
1977年3月，“法國19世紀農村風景畫作品展覽”在北京舉辦，在這之前，中國近20年沒有辦過大型的西方繪畫作品展覽，所以這次展覽的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栗憲庭回憶：“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人排隊去看，大家看得最多的是19世紀法國畫家巴斯蒂安·勒帕熱的《垛草》，畫面上是一個農婦給丈夫送飯，丈夫吃完飯后在樹蔭下酣睡，農婦也就坐著歇一會兒。”這個展覽結束后，栗憲庭開始反省，“五四運動之后，一直說我們接受的是西方寫實主義藝術，但實際上呢，我們并沒有真正把寫實主義拿來。”
1979年9月，中國美術館出現了奇怪的一幕，館內正在展出“建國三十周年全國美展”，都是些主題性創作。館外的鐵柵欄上，卻掛滿了奇怪的油畫、水墨畫、木刻。這些風格大膽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路過或打算進館看展覽的觀眾，這就是后來對美術界影響巨大的“星星美展”第一次展出。“‘星星美展’的參與者都是在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他們的畫反叛，而且有社會批評的傾向。我當時做了一篇‘星星美展’的訪談，但是直到第二年才發表。”
1981年1月號的《美術》封面，原本是畫家葉永青的畫，但當栗憲庭看到羅中立的作品《父親》時，深受觸動。羅中立當時還是四川美術學院的學生，栗憲庭斷言他將會成為一代大師，并堅持把《父親》放到封面。很多老編輯不同意，栗憲庭說：“我文責自負。”讓他欣慰的是，《父親》后來得到中國青年美展很多評委的認同，被評為一等獎。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栗憲庭寫了《重要的不是藝術》、《現實主義不是唯一正確的途徑》等一系列很“猛”的評論，以至于在美協會上被點名批評。1985年他到《中國美術報》擔任編輯后，與許多藝術家一起推動美術界的革新。他們的努力，后人稱之為“八五新潮”。
沒過成清閑日子
“中國前衛藝術的教父”——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為栗憲庭所起的名號概括了他在當代美術界的地位。1989年年底，《中國美術報》停刊，栗憲庭成了閑人，他利用這段時間撰寫了大量推介文章，推介藝術家。1991年，他在香港一家媒體上發表了《當前中國藝術中的無聊感——玩世寫實主義潮流析》一文，給中國當代藝術家賦予了一種連西方美術界都覺得新鮮的“主義”。
隨后，栗憲庭開始以獨立策展人的身份，在國內外策劃一系列介紹中國藝術的大型展覽。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岳敏君這些名字能被西方藏家所知，栗憲庭功不可沒。他自己也成了藝術圈里舉足輕重的人物，有一次去看展覽，就因為他在某幅畫前停留的時間略微長了一些，那幅畫立刻便被買走。
栗憲庭在北京的家，可以說是藝術家的匯聚地。去過他家的安德魯·所羅門曾這樣記述：“那些忠心耿耿而又興高采烈的青年藝術家們日復一日地不斷被吸引到栗的家中，渴望聽到他的忠告，希望獲得他的肯定，或是能聆聽他對當代藝術的最新看法。”
新世紀的頭幾年，中國當代藝術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碼開始飆升。張曉剛得知自己的《血緣大家庭》被爆炒到2000萬時，發短信給栗憲庭：“老栗，我感到虛幻，這個市場瘋掉了。”栗憲庭回信：“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際云卷云舒。”此時，栗憲庭已萌生了退隱的念頭，舉家搬到了北京的藝術家聚集地宋莊，修建了自己的小院，種植了花草，還特意在窗前種上一棵石榴樹。
沒想到，清閑日子沒過成，身邊的藝術家卻越來越多。看著眾多藝術家窮困潦倒卻依然不放棄理想，栗憲庭開始想辦法幫他們。他籌劃設計美術館、畫廊，找適合的人投資，建基金會，為藝術家們打造廉價的工作室，鼓勵、吸引剛畢業的學生前來宋莊畫畫……此時的栗憲庭，更像是一個“教父”。
栗憲庭曾說過一句話：“藝術家一旦成名，就變成了一個品牌，復制自己，他們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場又不認可。所以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也許成了名的栗憲庭，也在尋求突破。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當2006年宋莊美術館成立時，身為首任館長的他不是先舉辦畫展，而是舉辦了獨立電影(資金投入和制作上不隸屬于任何電影集團、公司的電影)的展覽，還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栗憲庭電影基金會，系統地收藏中國的獨立電影。
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記者：最早是怎么關注到獨立電影的?
栗憲庭：最早做獨立電影的很多是藝術家出身。2000年，我做過一個雜志叫《新潮》，里面有獨立電影，我就把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張亞旋都請過來。那時候，獨立電影作品不多，張亞旋他們在北京電影學院組織放映。后來我還在宋莊弄了塊地給他們做獨立電影。
記者：對獨立電影，好像很多人有誤會，以為它就是揭露社會陰暗面的。
栗憲庭：有個人說過兩個挺好的詞，惡意的想象和想象的惡意，就是形容這種互相不了解。我特別反對用政治來綁架藝術，藝術一定是一個很個人化的東西，是人的感覺，獨立電影只是更突出了藝術的個人化特點。
記者：現在宋莊的外來藝術家人口據您統計有兩萬多，商業化的東西也比早期多了吧?
栗憲庭：對。宋莊出名后，有人來找我，讓我去各地看創業園區，我一看全是地產。我希望的是以藝術本身、創意本身為產品，這才是文化創意產業，而不是文化當由頭，最后變成地產。我在宋莊蓋畫廊、美術館時也說過這話，但現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記者：您被認為是中國當代藝術的推手，那在您看來，目前中國的藝術水準是什么水平?
栗憲庭：當代藝術30年了，但對這個社會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只是這幾年，隨著藝術市場的火爆，大家好像關心了一些，但仍是把當代藝術當作財富來看待。這是非常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