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藝術非要在城里嗎？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當代藝術的根在城市，靠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滋養而壯大。在中國，北京是當代藝術的中心，但是這唯一的、絕對的中心也導致了當代藝術進入一個死循環，同時不得不面對城市化帶來的拆遷危機。
當聚光燈只打在少數人身上，城里的機會已經飽和時，一部分人選擇了奮力學英語，而另一部分人選擇回到鄉村，尋找地氣和新鮮空氣。
改變流行在鄉間的價值觀比改造一棟老房子要難得多。
2011年，藝術家渠巖在山西省和順縣許村展開改造計劃，做了第一屆國際藝術節；藝術家歐寧也在安徽省黟縣碧山村開始了他的“碧山計劃”，做了第一屆“碧山豐年慶”。
渠巖想把村里的老房子修好，另外再讓村民賺點錢；而除開鄉建和古村改造的目的，碧山共同體還是歐寧的一件作品、一個夢想。他與安徽大學教授左靖一道，招攬城市知識分子，實踐“離城返鄉，回歸歷史”。
寧靜的安徽鄉村給了歐寧和左靖詩意的棲息地，但他們卻被碧山村民當成“大老板”來要求：“為什么來了那么多城里人，我們卻一個錢也沒賺到？”當歐寧將碧山看作一塊“生存空間在現代歷史上都相對富足”的沃土時，碧山人卻渴望著鄰村西遞、宏村如織的游人。改變流行在鄉間的價值觀比改造一棟老房子要難得多。
十年前，美國人正杰（JayBrown）在麗江吉祥村創辦了“新農村實驗室”，并展開了壁畫項目，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畫出一大片壁畫群。當代藝術家在村民家的墻上涂鴉，畫奔馬，畫大飛機，也畫麗江的民間傳說，但不是傳統的畫法。這些畫得到了村民的認可，主要是因為正杰的人緣好，對村里的老人和小孩相當友善。
空降的藝術活動也試圖沖擊鄉村。2010年，西北民族大學的學生把抽象油畫、行為藝術和裝置帶到甘肅省榆中縣高墩營村。西北民族大學副教授馬奇志說：“農民看不懂可以看熱鬧、看新鮮，他們感受、接受當代藝術是有意義的。”
相比起外來藝術家，回鄉藝術家享有更多的權利和便利。如果不是回到家鄉甘肅省秦安縣石節子村建美術館，靳勒還在宋莊苦熬。但在家鄉，他甚至被推選為村主任，更容易調動各種資源，通過搞藝術改善村民的生活。
到最后，還是中國人的血緣和家族觀念最管用。
中國藝術家并不缺乏跟村民打交道的經驗，當代藝術就是從城中村崛起的。從圓明園藝術村、東村、宋莊到黑橋，一個個小村容納了當代藝術之最初，為他們提供補給，供他們棲身。但其中的藝術家卻幾乎從未嘗試與鄉村融合，當他們的生活好起來，住在大鐵門里，開著豪車穿過村里的路邊攤和垃圾堆時，在村民眼中他們只是發了跡的商人。
在成都雙流縣廟山村八組的藍頂藝術區，藝術家的工作室是別墅+24小時展覽館，與當地村民無關。當藝術家在鄉村建起紐約才有的Loft，開車去城里的會所吃飯，從淘寶上采購生活用品時，這種田園生活只是“躲進小樓成一統”或“說走就走的旅行”的一部分。
大理的藝術家不提烏托邦夢想，只埋頭做夢自high。
住了那么多藝術家，大理卻沒太多當代藝術的痕跡。如今人民路是文身彩辮的天下，鋪租暴漲，義烏生產的旅游紀念品賣得風生水起。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大理曾是失敗者的樂園，而現在嬉皮退散，中產登場。旅游引來游客，遍地開花的地產項目則引來暗藏投資目的的買房客。以前幾塊錢可以買到的咖啡，現在也要二十幾塊一杯了。中產的增加讓大理有了更多力爭上游的氣氛，新建的別墅裝修精致，也有人躍躍欲試要做一番事情。
2012年，臺灣旅美畫家韓湘寧將自己在洱海邊的家擴建成而居當代美術館，但說到底那里只是他陳列私人收藏以及與藝術家朋友交流玩耍的一個場所。
在雙廊，藝術家沈見華和白族學生趙定龍成立白族農民畫社，教不識字的白族老太太畫畫。如今一幅畫至少能賣5000元，解決了她們的生計問題，還把展覽辦到了北京和杭州。
不過，大多數過去在城里工作室兢兢業業趕工的藝術家，到大理甘愿做袖手旁觀的閑人，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一碗餌絲，喝半暖瓶普洱，再叫上三五朋友外出閑逛。
藝術家岳敏君甚至有個樂隊，走到哪里都跟著他，以便想唱就唱。以前岳敏君總是穿著緊身發亮的時裝在展覽上亮相，而現在一身粗布長衫，在鄉野間游蕩。走在大理下雞邑村竹和田的田埂上時，他心曠神怡：“勞動太美了，應該組織人來這寫生。”一會兒又自嘲道：“不過會畫成鄉土繪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