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勇及其作品《催情劑》
張勇：
我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可以思考的問題很多，包括歷史、宗教、政治體制等等。藝術家試圖通過自己的作品介入其中時，會對這些問題有更加切實的體會。大概7、8年前大閱兵的時候，我做了7個直徑2.5米的充氣錘子和鐮刀。后來我試著做了一個行為，將它們背在身上，在上海街頭行走，想測試一下自己能走多遠。大概45分鐘后被帶進了警察局，鑒于我解釋得清楚，也不像要惹事的樣子，警察也明白了我的這種藝術形式，還想讓我給他們上課，教他們怎么分辨行為藝術。我認為當有些問題我們想不明白的時候，可以嘗試去行動。
回到繪畫問題上，我認為繪畫是非常古老的語言，不需要翻譯。前面討論的關于中國的表現主義，或者中國特色表現主義要怎么做，我個人認為其實沒有意義。因為藝術作品只分好壞，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即使表現主義語言來自西方，但它是世界的、人類的共同遺產，怎么將這種藝術形式表現好，才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對我來說，表現主義的魅力主要在于，它是一種非常自由的表達。這種自由中包含著野性的魅力。野性與野蠻不一樣，野性是純正的，而野蠻則是因為將力量放錯了地方。表現主義最大的魅力是情緒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只有將感性與思想高度結合才能呈現作品的張力。我們每個人都有各式各樣的情感，特別的情感需要用特別的方式對應。
我認為作為一個從事當代藝術實踐的人，必須要思考兩個問題：一是我們必須對整個當代藝術世界的生態格局和面貌有基本的理解，這樣才能在縱向和橫向對比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二是我們怎樣通過作品去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就像曉偉老師說的，藝術要提出問題。我認為藝術提出的問題是有分大小的，德國表現主義提出的都是很有質量的問題，關于人的生存經驗、普世價值、終極影響等等，這些才是它真正的魅力。
鄭工：
張勇先生思考的領域和話題很寬，但主要觀點很明確，就是強調表現主義繪畫的直觀性和普世價值。也就是什么樣的人欣賞不重要，因為繪畫很直觀。這種直觀性看法，讓我想到心理學家榮格就圖像問題做過的一個調查：
榮格在一次非洲的調查中，帶了一本表現非洲人生活情景的攝影集。他指著其中一張馬的攝影圖片問非洲人這是什么，大家說不知道。這時一個人似乎理解了，拿起樹枝在地上勾了一匹馬的形象，這時大家馬上認出，這是一匹馬。
為什么這些非洲人無法從攝影圖像認出馬呢？這不禁讓我們思考，圖像真的直觀嗎？對圖像的認知是一個文化問題。上帝造人時為了不讓人類過多的交流，就制造了不同的語言，由此產生了文化的隔閡，形成文化交流的壁障，所以圖像不一定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今天我們在交流中強調普世價值，比如人性問題、善惡問題。普世價值是可以溝通的，但如何在語言方式上溝通，如何打破壁障，如何將圖像作為一種語言形態來進行意義和文化上的闡述，是我們今天面臨的課題。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我們同世界的隔閡在哪里，找到疏通的可能性。有人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方面藝術必須要有個性，同時這種個性必須建立在能夠通過交流的基礎上，所以這就是問題的根結。現在大家所說的回歸起點，就是回歸到“人”本身。但是，中國人說的“人”是一個文化的限定，人不是動物性的，因為有了文化性而成為了人。但是，我覺得對表現主義的研究要擺脫文化陷阱，去掉文化偏見。回到人性的問題來，所謂不忘初心，就是回到原點，回到最初。今天研討會的話題有一種慢慢的漂移，從繪畫本身的問題，說到了語言形式，又說到了圖像、社會和文化的問題。
特邀批評家林公翔在研討會上發言
林公翔：
《撕裂語言 魅像張力——表現·中國藝術家邀請展》作為威獅國際藝術中心舉辦的第二場展覽，我覺得這次比上次更純粹一些。雖然此展與開館展《質地的再敘述——中國綜合材料藝術邀請展》有一點交叉，比如管策老師的作品也可以說是綜合材料，他本人即是中國綜合材料藝術的領軍人物，行彪老師也是綜合材料的一員大將。
表現主義其實有個脈絡，就是受寫實主義、印象派、后印象派的影響再走向表現主義。中國早期的林風眠、關良、常玉、吳大羽等先生都可以說是表現主義藝術家。我們今天對表現主義的定義通常是：藝術家通過作品著重表現內心的主觀情感和自我感受，而導致對客觀形態的夸張變形的處理方法。這個定義是需要推敲的，因為任何藝術形式，不論是寫實主義還是抽象主義，油畫還是中國畫都有表現性。從更寬廣的意義上說，一切藝術都是“表現”，布特萊爾就持這種觀點。只要有思想，有感受，有觀念就有表現。但這不是表現主義與寫實主義對立的原因。中國的表現主義絕不應該是德國表現主義的分支。我們必須得確立中國自己的體系，提煉出中國自己的表現主義藝術評估標準，只有這樣，才能和西方展開平等對話。在與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以及生存現實相互融合的過程中，中國具有表現性傾向的繪畫已經形成了自己鮮明的藝術特點。所以，如何定義中國表現主義，我認為是當下最重要的課題。
李曉偉先生的作品是批判寫實的，但是思想觀念很豐富。無論是博伊斯、伊門多夫還是安迪沃霍爾，與天安門進行并置后顯示了他獨特的思考。同樣，張勇先生的畫有很多并峙的意義、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色情與純潔等等。鄧箭今先生的作品雖我很喜歡，他在九十年代初就已形成一種具有個人風格的表現主義造型，他的繪畫描繪了道德精神崩潰的一代人在人生的灰暗和向浪漫詩意出逃之間掙扎的困境，他的作品情色但又不色情。我希望我們今天的發言能夠傳達出去，引起大家的探討。
鄭工：
林公翔先生所說的對中國特色表現主義的再定義，與張勇先生對文化的普世性看法上存在分歧。今天我們強調的是多元化，堅持自身立場，構建不同區域之間的對話。表現主義面臨的問題，于其他繪畫派別也是存在的。到底什么是中國表現主義，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美國提出的以波洛克為代表的抽象表現主義，與歐洲的新表現主義，都是為了搶占話語制高點、建立自己的中心話語權提出的定義。今天的研討會規模不大，但是問題不小，談的都很有質量。策展人給出的題目是一個引子，在座畫家的創作實踐和經驗視角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發，產生一些新的想法。此次《表現·中國藝術家邀請展》在福建開展是個很難得的機會。
策展人陳旻在研討會上發言
陳旻：
我希望就各位前輩們提出的一些觀點，結合我最近在思考的問題做個總結。從人本源的角度出發，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語言和技術之間造成的鴻溝。人性包括了鄭工老師提到的動物性和文化性兩個方面。有些老師的作畫過程體現了這種動物性的一面，比如薛行彪老師隨心所欲的大幅創作，又比如呂山川老師喝酒聊天然后靈感來了作畫時的無我狀態，都是藝術家宣泄自身情感的表達創作欲望的行動性的產物。之后是理性的維度，比如管策先生、李曉偉先生、鄧箭今先生、何汶玦先生、張勇先生作品中可以看到的，畫面之外藝術家對社會、經濟、文化的思考。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今天的討論很有意思，都是圍繞著語言這個問題展開。語言是人類與世界保持聯系的一種工具。圖像和觀念之間的橋梁就是語言。語言包括能指和所指，而意指則代表了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能指反映到藝術語言中就是圖像，但是圖像是看什么就是什么，其所指則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由之帶來的是意指的模糊問題。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作品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屏障，為了有效地對話和交流，藝術家和理論家肩負著翻譯的使命，翻譯的誤差催生了意義的漂移，造成了語言（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夾層，同時也是動物性和文化性之間的夾層。藝術家們在夾層中不斷地推翻以前的東西，向著未知前進。如阿甘本所說：“當代藝術如同一顆超新星，當你看到一顆超新星閃耀，它的爆炸其實發生在億萬光年之前。” 我們對藝術的接受總有一個遲到的時間段，藝術家們總是能夠走一個最短的捷徑，用最短的距離繞過理論家的重重彎路，達到真理，而這個真理往往就存在于這個夾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