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美學在評價藝術作品時，會將它們分成不同的“品”。因此，中國古典藝術批評通常也被稱之“品評”。所謂品評，就是給藝術家和藝術品分出高低優劣。比如，常見的有“逸、神、妙、能”四品。這四品中逸品最高，能品最低。不過，還有一種品評，不做高低優劣的裁判。比如，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我們并不能說首品“雄渾”比末品“流動”要高。在黃鉞《二十四畫品》、楊景曾《二十四書品》和徐上瀛《溪山琴況》中，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于是，我們有了兩種品的概念，一種有高低區分，一種無優劣不同。有高低區分的品，指的是藝術家和藝術品的境界；無優劣不同的品，指的是藝術家和藝術品的風格。同一種風格的藝術家和藝術品，可以有不同的境界，比如寫實風格的藝術家和藝術品可以有能品境界、妙品境界、神品境界、逸品境界；不同的藝術家和藝術品，可以達到同一種境界，比如無論抽象、表現還是寫實，都可以達到逸品境界，或者都可能停留于能品境界。由此，在藝術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不一樣”現象。“同樣”指的是境界，“不一樣”指的是風格。
藝術批評和鑒賞，就意味著對藝術家和藝術品進行等級區分。等級區分越清晰、越細微，鑒賞力就越強。塞萬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中曾經描述過一個細節。唐·吉訶德的侍從桑丘·潘沙為了證明他對于葡萄酒有好的鑒賞力，講了一個他的兩個親戚品酒的故事。在品嘗一桶好酒之后，其中一個人說他嘗出了一點皮子味，另一個人說他嘗出了一點鐵味。他們倆遭到大家的嘲笑，沒有人相信他們品評的結果。但是，他們倆卻笑到了最后。當酒桶放干后，人們在桶底發現了一把拴著皮帶子的鐵鑰匙。對酒的這種精準鑒賞力，不是學來的，而是遺傳的。同一個家族的桑丘?潘沙，也遺傳了這種鑒賞力。
對于藝術的鑒賞，可以像對酒的品嘗一樣，做到精細入微，毫厘不差，而且可以把結果數量化。例如，法國批評家派勒斯（Roger de Piles, 1635 – 1709）就將繪畫分為構圖、素描、色彩和表現四個成分，對每個成分進行1-20的評分，以此來評價歷史上眾多偉大的畫家，結果是：拉斐爾和魯本斯以總計65分高居榜首，凡·代克得分55，倫勃朗得分50，達?芬奇得分49，米開朗基羅得分37，丟勒得分36，卡拉瓦喬得分28。像派勒斯這樣的評估結果，在歷史上不在少數，而且結果差距較大。不管我們是否相信此類評估，在藝術家和藝術品中進行等級區分，是藝術鑒賞的一項重要內容。
但是，藝術鑒賞還有另一項重要內容，不是在不同境界之間進行區分，而是在不同風格之間進行區分。它只涉及風格識別，不涉及價值評估。丹托（Arthur Danto, 1924-2013）曾經討論到“風格矩陣”問題。比如，如果一個藝術界的基本手法由“再現”和“表現”構成，那么它們就可以組合出四種風格：再現表現主義，如野獸派；再現非表現主義，如古典主義；非再現表現主義，如抽象表現主義；非再現非表現主義，如硬邊抽象。構成藝術界的基本手法每增加一種，就會導致風格成倍增長。比如，如果有三種基本手法，就會有八種風格。如果有四種基本手法，就會有十六種風格。丹托進一步指出，對于藝術界的風格了解得越多，對于某一種風格的理解就會越深。由此，鑒賞力就不是體現為對不同境界的區分，而是體現為對不同風格的識別。
就藝術鑒賞和創作來說，風格與境界可以相互促進。對多風格的了解，有助于對高境界的追求。不過，如果仔細分析，鑒賞與創作還是存在差異。對于鑒賞來說，關鍵是了解最多風格；對于創作來說，關鍵是追求最高境界。鑒于任何風格都有可能達到最高境界，因此藝術家的創作無需模仿流行的風格，關鍵在于找到自己的風格。流行的風格也有境界高低之別，如果一個藝術家舍棄自己的風格，而模仿流行的風格，他就不太可能達到這種風格的最高境界，就不太可能躋身藝術大師的行列。如果他將自己的風格發展到極致，就有可能跟流行風格中境界最高的藝術家一樣，成為并行不悖、不分高低的大師中的一員。真正的鑒賞家，是識別不同風格的至高境界。這既需要追求境界的高，也需要包容風格的多。
筑中美術館“天天向上年度名師提名展”今年已經到了第四個年頭，逐步形成了追求“多風格、高境界”的特色。名師和參展藝術家來源的院校和地區越來越廣，參展作品的風格也越來越多，但這些都不妨礙展覽對高水準和高境界的追求。期待展覽呈現更多的風格，更期待每一種風格的藝術家都能達到該風格的最高境界。
2014年12月7日于北京大學蔚秀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