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蟠龍紋彩陶盤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良渚文化的發現者施昕更先生在浙江余杭遺址群的一塊陶片上發現了刻畫蛇紋。到了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出土的一件陶鼎蓋上發現了蛇紋，在上海金山亭林遺址采集到一塊陶片，上面飾有蛇紋。到了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的腹部和鼎蓋上、兩件貫耳壺上，以及一件陶豆上均發現了蛇紋；在浙江奉化名山后遺址出土的兩件陶豆殘件上也發現了蛇紋。到了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杭廟前遺址一件魚簍形貫耳陶罐上發現了蛇紋。這些蛇紋都屬于良渚文化范疇。

良渚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之一。因首次發現于杭州余杭良渚鎮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包括余杭良渚、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擴張西到安徽、江西，北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影響至山西南部地帶。斷代為公元前三千三百年至公元前兩千兩百年，即距今五千三百多年至四千二百多年。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不久，一座兩百九十多萬平方米的五千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遺址的核心區域被發現。專家們認為，該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認識，標志著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比較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

蛇紋在良渚文化的陶罐、陶豆、陶鼎上出現，至少說明蛇已對良渚先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產生了影響，很有可能已成為良渚先民的祭祀靈物或部族圖騰。

一九九一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館收藏了一件蛇紋彩陶壺。據報道，該蛇紋由黑彩繪就，其頭部略尖而圓大，頸部微細，卷曲處略粗，尾部細長有力，造型穩健，生動傳神，似乎是用大寫意的洗煉筆法，一揮而就，堪稱原始藝術文化的杰作。此壺屬于馬家窯文化馬廣類型，斷代約在公元前兩千兩百年至公元前兩千年，即距今約四千二百年至四千年。此蛇紋，有專家認為，是馬家窯先民所崇拜的蛇圖騰在彩陶壺上的表現。

如果說考古發現的屬于新石器時代的蛇紋還不夠多的話，屬于夏、商、周，及以后朝代的蛇紋就逐漸多了起來。如廣泛地出現在商周青銅器上的蛇紋、蟠虺紋；如出土于四川三星堆遺址中的蛇鷹陰陽形器、出土于四川金沙遺址祭祀區的多達九件的蛇形石雕，等等。這些蛇文物，將蛇在古代祭祀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顯示了出來，使我們可以做出“蛇是人天關系的中介”這樣的判斷。

蛇是龍的模特兒之一，是龍的主要的、重要的取材對象。在屬于新石器時代的幾件具有標志性的龍紋身上，我們看到了蛇的元素——

遼寧阜新查海興隆洼文化遺址出土的斷代在公元前六千年（距今八千年）左右的龍形堆塑，其龍軀體綿長，顯然取蛇的成分多，故有“蛇型原龍”或“蛇龍”之稱。而同遺址出土兩件龍紋陶片，一為蜷曲的尾部，一為一段盤旋的軀體，其鱗狀紋飾亦如蛇紋。

陜西渭南仰韶文化（廟底溝期）遺址出土的斷代在公元前四千年（距今六千年）的鳥龍彩陶盆，其“鳥龍”為“鳥首蛇身”。即其身上的紋飾取自于蛇。

遼寧赤峰紅山后遺址出土的斷代在公元前三千年（距今五千年）的彩陶甕腹部飾有龍紋。這些龍紋，紅地兒黑彩，兩道或三道，看上去與蛇紋無異。

還有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的斷代在公元前兩千五百年（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后的蟠龍紋彩陶盤，其龍呈環狀蟠于盤中，其頭方而上抬，眼睛小而圓，長嘴微張，露排列整齊的利齒，吐樹葉狀長信。其軀體內卷似蛇，排列有對稱的弧片狀鱗紋。圖案端莊，造型厚重，美麗而富于張力。

上述發現中，查海龍形堆塑及龍紋陶片，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中華龍的形象。這樣的形象，對探討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義。它證明早在八千年前，中華先民已經知道用龍這樣的形態來表達某種宗教意識。據此，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了中華民族“上萬年的文明起步”的觀點，并特意為查海遺址題辭：“玉龍故鄉，文明發端。”而陶寺遺址出土的龍紋彩陶盤也非常重要。專家們考證，陶寺遺址屬于古“堯都”范圍，此盤遂有由唐堯主政的中國早期國家的“國徽”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