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迎華

2012年12月7日那天下午，我不僅充滿疲憊，而且感到無比沮喪。這一天，我在烏克蘭，從早上九點就來到平丘克藝術中心，受該藝術中心邀請參加2012年“未來世代獎”的評選。七位成員組成的評委會只有四位到場，其中紐約古根漢姆美術館的副館長和首席策展人Nancy Spector因病無法參加評選；紐約新美術館的策展人、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人Massimiliano Gioni也因故無法到場，和提前到烏克蘭看過展覽現場的另外一位評委，蛇形畫廊的策展人Hans Ulrich Obrist一起用電話參加評選。到場的四位評委除了平丘克藝術中心的總監Carolyn Chtistov-Bakargiev和2012年第29屆圣保羅雙年展的主策展人之一——Agnaldo Farias。在此前一天，我們一起看了展覽；這天早上，我們分頭各自看作品，特別是涉及影像和表演的作品。

下午兩點，閉門討論正式開始。和大多數獎項的評選一樣，我們也約定了一些評選規則，比如每人先從參選的21為藝術家中提出六位，并各自闡述提名的理由。之后，主辦方將各位評委的票數進行統計，按照得票數量的高低對獲得兩票以上的藝術家進行排列。第一輪的投票結果出現了兩個獲得同樣最高票數的藝術家，而其他藝術家的票數情況也反映了評委之間意見的多樣性，對于藝術的趣味和價值觀的眾多差異。最激烈的討論集中在大獎的兩位決逐者身上，這些爭論涉及藝術的意義和價值，有人強烈地認為藝術不應該只是在藝術的范疇內被評判和討論，應該放在一個更大的世界觀中被觀看和認識。有的人認為藝術中有絕對的藝術語言、特質和價值，不應該因外在的因素而影響我們的判斷。討論之中甚至有評委威脅要退出評選，因為某種可能的結果所代表的價值觀是他（她）所無法認同和支持的。

在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再投票、計票、協商和討論之后，我們終于按照獎項的設置評選出了一個大獎得主和五位鼓勵獎得主。但在這個時候，除了完成撰寫評獎語的任務之外，沒有人提得起任何精神或興致來慶祝這個“勝利”，而是在筋疲力盡之時發現我們都只是被卷入了某個更大的機制中的某個表演者而已。我們發現我們分別所喜歡和自始至終極力推動的某件作品或某個藝術家最終并沒有出現在獲獎名單中。有藝術家一開始得票很高，但在經過幾輪再投片和各種討論之后，也消失在獲獎名單之中。最后的得獎名單似乎都有我們每個人的某部分意志在起作用，但也同時發現這個獎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都有些超乎我們個人的預料，盡管它是我們共同塑造的結果。當然，這種感覺并不僅僅來自此次評選。

數年來幾次參加藝術獎項評選的經歷讓我體會到這些獎項本身的種種局限。首先，任何獎項都有極大的排他性和局限性，甚至是不合理性。這種競爭機制雖然宣稱旨在激勵創作，對于大多數參與的創作者而言是具有傷害性的。以威尼斯雙年展的金獅獎為例，獎項的設置非常稀少，上百位藝術家中只有一位金獅獎和一位銀獅獎的得主。相對于獲獎者的巨大榮耀感，大多數的落選者體會到的是失落和心碎，一種被評判和被選擇的不悅感。

令人不安的是，因為這種人為設置的機制，我們要用一個獎來肯定一個優勝者，而否定了其他創作者所應得的承認。獎項對于大多數人和長期的工作而言，并不是什么美好的東西。很多藝術獎項中，評委的選擇有很大的偶然性，大多數評委會的組成都是主辦方借鑒了在當時相對比較活躍的策展人、藝術家、美術館館長和批評家等來進行挑選和邀請，這種選擇大多是一種相當功利的行為，往往從名利的角度來考慮評委人選的組成。

一些所謂國際化的獎項傾向于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評委，但評委可能對于某個區域的藝術家工作并不了解，需要依賴于本土語境里其他評委或者主辦方的介紹，這種情況對評選的基礎有所削弱，往往大量的創作和思考由于諸多原因不被納入評選考慮的范圍，入選與否取決于推薦人、取決于年齡、取決于區域的代表性等等。

在“在未來世代獎”入圍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入選作品質量并不是很高，雖然似乎其中大多數藝術家都活躍各區域的藝術界。這種以年齡為參選基礎，特別是標榜支持年輕藝術家的創作為出發點的獎項本身有自我炒作和制造新明星的嫌疑，而這些動機離藝術都非常的遙遠。在“未來世代獎”頒獎晚會結束之后，我們四個到場的評委接受了記者的采訪，除了平丘克藝術中心的總監以外，另外三位受邀的評委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自己對于藝術獎項設置的某種不適和保留的態度。我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答道：沒有誰有權利評判誰；在創作面前，我們都是平等的。同時沒有藝術家是為了獎項而工作的，這些獎項并不是創作的必需品。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甚至舉出了上個世紀60年代威尼斯雙年展一度取消金獅獎的例子，來表達她對于藝術獎項的懷疑。

更深入地觀看，各種獎項的設置者其實希望在一個長時間段內通過不斷地突出某種創作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所幸的是，真正的創作和思考是不會屈服于某種集體訴求的，藝術始終是無信仰、無政府主義和信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