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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潞
記者：高老師，您對我們的評選有什么看法？
高名潞：我覺得評選結果基本上還好，“金棕櫚獎”和“金酸梅獎”兩者的對比是有道理的。有意思的是你們選擇的這些作品，基本上傾向于裝置和影像，無論在媒材上，還是現實中的視覺關系都比較強烈。所以,不管是“金棕櫚”，還是“金酸梅”，它們運用的媒介具有類似性。我也明顯地感覺到評選出來比較好的這一部分作品，確實是發自內心的。當然這部分里面仍然是參差不齊的，還可以再挑選。
我感覺這些藝術家也注重一種視覺語言的效果，但是他們還是為了達意，不是為了故意喧囂的。譬如孫原和彭禹的作品，雖然沒有看展覽，但是看了圖片，又聽你們的描述之后，我覺得這件作品中每一種因素用得都很好，絲毫沒有生硬的感覺，因素相互之間都在加深，而且你沒有辦法把它說得很清楚，因為它中間有一種非常豐富的東西。相比之下，評選出的“金酸梅”作品確實有些問題，它是一個加一個，假如一個東西就有一個固定意義，似乎再拿另一個東西往上加，就是裝置了,照這樣來看,不斷增加的過程就是不斷施加視覺與刺激的過程，或者說是有點像作秀。
記者：其實像谷文達，當然也很出名，而且也有貢獻。但是他這個作品，一方面是所謂的中國符號的問題，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創作思路上，過于簡單。
高名潞：現在過于簡單化是一個問題。另一點，我覺得作品當中還是需要靈魂的。如果作品是蒼白的，不管你名氣多大都沒有用。最糟糕的是第三點，不能走到唱贊歌的地步，這是需要特別小心的。因為我們同行所說的媚俗這些東西，一旦到了唱贊歌的時候，媚俗就已經到頂了。簡單化，還可以原諒；語言乏力、蒼白，也可以原諒。但如果這里面連底線都沒有了，就不行。為了某種時尚，為了某種權力去做，就走到了我們不能接受的地步了。
記者：還有選出來的結果，為什么都是這些裝置類的作品？比如說也有人提尚揚，但是為什么最后沒選？可能是因為實在是缺乏某一件特定作品能夠撐得起來。好像今天當代繪畫中很難找到一件作品能撐起來的，我不知道這是中國的問題還是繪畫的問題？
高名潞：我覺得這是兩個極端的問題：一個是，我剛才所說的你們選擇的作品在語言、媒介上有一種類似性；還有一個是，它和當下注重全球化、都市、媒體、傳播等有關，這也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如攝影、影像等等。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比較個人化的、冥想型的藝術。藝術家可能不太關注外在嘈雜的社會潮流，而是主要關注內心的、個人化的和理想的東西。這一類藝術作品不太容易受到重視，那是因為：第一，它的公共傳播性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困難；第二，對它的解讀也有一些困難。舉一個例子，比如何云昌取出自己的一根肋骨，把它做成一個環。我覺得這件作品還是挺有震撼力的，它就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的作品。這種當代藝術，實際上特別重要。
我覺得中國的當代藝術比較難辦，甚至我們書寫當代藝術的人都會遇到問題。我們這么多年下來，回頭一看，你會發現某些當代藝術變了，時間并不長，有可能它就自我顛覆了，為什么是這樣？這個時代要保持恒久很難，特別是在我們這個社會，政治、體制和商業往往是分不開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簡單，就是一個人性和資本的問題。而在我們這個社會里，人性、資本、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等攪合在一起，特別復雜。它一方面是困難，另一方面又提供給你多種可能性，你可以在這里邊做游戲。所以有時候我們不知道游戲是真的還是假的，這就是中國當代藝術一個非常讓人困惑的地方。因為到后來，藝術家的行為有可能一下子就顛覆了原來畫面中所告訴我們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什么重要呢？我們就得看個人性的內容，用個人性的、真正的東西去檢驗作品，而不在于理性地說教。真誠，是可以通過作品看見和判斷的。
比如剛剛說到肋骨這件作品，我最近也是斷了一根肋骨，骨折。像腕子或者是胳膊斷了，打上夾板可能感覺不出來。肋骨那里有肌肉，而且人要咳嗽、呼吸、要有情緒的波動。所以我就更感覺到做這種東西很難，像我骨折了還行，何云昌拔掉了一根，那條肋骨就沒有了。我由此想到，像流水似的，這件作品在沒有任何聲響的情況下發生，藝術家需要有一點真誠，還有那樣一種自己承受和面對的，無聲的穿透性。我就是拿他這件作品當一個例子。就是這種個人理想，有一種長遠性，有一種承受性，同時他還要敢于面對，這些東西，不管語言是多么地不嘩眾取寵，多么地不引人注目，但是我覺得這部分東西很重要。在當代藝術中，它是一直被忽略的。為什么被忽略呢？因為我們總是在高歌猛進中，過去是政治上的高歌猛進，然后是經濟發展的高歌猛進，所以這個高歌猛進，給人們提供了很多亢奮的東西，就是顯學的機會，它很容易讓我們忽略一些低調深沉的作品，但是這些“低調”，實際上才是真正有靈魂的東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