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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即將過去，盡管經濟不夠景氣，但是中國消費者對世界奢侈品依舊高關注度。雖然關于降低奢侈品關稅問題沒有解決，但價格好像還真的不會動搖人們對于奢侈品的渴望。消費奢侈品已經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而此時價格已經顯得不再那么重要。 2011年即將過去，盡管經濟不夠景氣，但是相信中國消費者還是能向世界奢侈品行業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而被呼吁了很久的關于降低進口奢侈品關稅的問題，似乎并沒有隨著中國人奢侈品購買能力的增強而解決。雖然很多人擔心高額關稅會導致奢侈品消費外流，建議通過降低關稅的辦法將購買力留在國內。但價格好像還真的不會動搖人們對于奢侈品的渴望。出國血拼也好，拍賣市場競價投資也罷，消費奢侈品已經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而此時價格已經顯得不再那么重要。
“白銀資本”的血拼宿命
隨著傳統的圣誕購物季的臨近，不少西方奢侈品商店已經提前一個多月開始備貨，以迎接中國“血拼”游客。因為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游客所展現出的強大購買力，讓西方奢侈品牌商家挖掘到“金礦”。如果出生于德國的歷史學家貢德·弗蘭克能夠看到在歐洲各國的機場，提著路易威登、古奇或者博柏麗等奢侈品手袋排隊退稅的中國人長龍的話，那么他一定會產生一種物是人非、輪回更替的感覺。因為按照他的研究，在400年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生產國，當時歐洲人競相將中國制造的瓷器和絲綢等高檔貨帶回去。
400年前的頂級奢侈品
早在古羅馬時期，有錢的歐洲人便不惜在中國生產的絲綢、瓷器以及茶葉上一擲千金，由于當時交通不便，通過絲綢之路由阿拉伯人倒賣到歐洲的中國貨，一直是消費金字塔頂端的奢侈品。后來雖然海上航道被打通，更多的中國商品能夠進入歐洲，但這非但沒有降低商品的價格，反而增強了歐洲人對于這類奢侈品消費普及化的趨勢。
就在大量的中國奢侈品流入歐洲的同時，作為商品交換，中國商人堅持對方以白銀這種貴金屬作為支付手段。因此為了購買奢侈品，歐洲人不得不把一船又一船的白銀送往中國，從而形成全球財富通過奢侈品和白銀之間的貿易而向東方集中的世界體系。弗蘭克將中國稱作世界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他稱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長期保持的出口順差主要是通過外國人用白銀償付來解決的。而在這些滾滾流入的財富背后，便是中國往全球銷售的那個時代頂尖的奢侈品。直至現在，在歐洲的一些古舊城堡里，總會見到在會客室的墻上掛著一些瓷盤，那便是當年的貴族用來炫耀的資本。
對于出口瓷器的中國來說，當時西方的消費帶來的是白銀財富;而對于熱衷購買這些貨物的歐洲貴族來說，他們在獲得了心理滿足的同時，卻也付出了社會消費扭曲的代價。按照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的分析，當時“社會金字塔頂部對奢侈品和舶來品的需求越來越大，從而使購買力偏離了當地和地區消費產品的大眾市場”。而這句話放在400年后用來描述中國奢侈品市場也同樣適用。
中國為奢侈品付出的代價
《白銀資本》的作者、歷史學家弗蘭克于2005年去世，當時中國的奢侈品市場尚不顯山露水。而6年后，中國人已經買下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奢侈品。尤其是金融危機使歐美日等國奢侈品市場普遍萎縮之時，中國市場卻逆勢走好。與這個驚人的胃口呈鮮明對照的是，在近期于法國戛納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上，在所有與會國里，中國的4382美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單只是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的10%，而且在20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三，僅高于印度和印尼。
雖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很低，但龐大的高級消費者的絕對數量卻足以讓每一個歐洲的奢侈品生產商感到欣喜若狂。比如全球最大的高檔酒業集團帝亞吉歐的亞太區總裁吉爾伯特·高斯丁能清楚地念出兩個漢語詞“白酒”和“人民幣”，他還能詳細地解釋“面子”在中國人奢侈品消費中的重要性。中國人的“面子”是他實現銷售目標最好的助手。高斯丁堅信中國市場為奢侈品牌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因為當地消費者把飲用超高檔進口烈酒當作一種高貴身份的象征。因此帝亞吉歐旗下比如尊尼獲加這樣的頂級威士忌酒，在中國市場銷量年年大漲。其增長勢頭之強勁，會讓看財務曲線的人誤認為自己看到的是汽水的銷售，而不是頂級名酒。
但是，參加奢侈品的盛宴從來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400年前是這樣，現在依然如此。當年歐洲人為了購買奢侈品，不但轉移了拉美的白銀，而且使得更多的消費者受損。弗蘭克稱，“在社會金字塔的底部，有些人被淘汰出局，完全被邊緣化。大批失去生計的農民變成低工資工人，組成了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后備軍。在這個處于社會底層的、龐大的、或許還在擴大的人群中，低收入也壓低了他們在商品市場上的有效需求，擴大了生產內銷和出口產品的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對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很低的中國來說，并沒有可以隨意支付的白銀，而現在為眾多奢侈品埋單的，則是在扮演“世界工廠”的過程中賺取的來之不易的低微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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