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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詵《煙江疊嶂圖》局部
訪章汝爽兄，步入書齋，他的著作線裝本《晚晴閣詩文集》吸引了我。這本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詩文集，收詩105首和書畫題識、論述25篇，近3萬字，全部用小楷書寫。不僅詩文、書法俱美，且宣紙影印，裝幀精美，受到海內(nèi)外鑒賞家、收藏家青睞，出版后就被訂購一空。
述及書畫鑒賞和書藝之道，章汝爽侃侃而談：“如果說我在詩文和書藝上有點成就，具有一定的書畫鑒別力，首先歸功于家父的收藏。”章汝爽出身于姑蘇書香門第，祖父章梅庭與國學大師章太炎是近堂兄弟，是清末蘇州四大名醫(yī)之一，曾于光緒年間任宮廷太醫(yī)。父親章佩乙是江南秀才。青年時代，他與陳其美時有往來，在陳的影響下參加辛亥革命。20歲在上海任《時事新報》《申報》主筆。辛亥革命后，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府時，邀章佩乙入閣，委任他為財政次長。1917年夏，張勛率“辮子軍”進京復辟，揚言要殺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陸軍次長徐樹錚。章佩乙與李、徐兩人交誼甚篤，聞訊冒死往見張勛，屈尊下跪，為李、徐求情。章佩乙的父親任宮廷太醫(yī)時口碑甚佳，張勛對他有好感，最后表示：“看在你面上，李思浩可不殺，但徐樹錚非殺不可!”章佩乙為躲在他家里的徐樹錚化好裝，陪同徐坐上自家的小汽車，一路護送逃至天津。徐樹錚為報救命之恩，從懷里掏出兩張銀行本票相送，共50萬銀元。章佩乙一家住在一門生借給他的花園宅邸，雖寬大舒適，畢竟是人家的房產(chǎn)。這次他發(fā)了財，親友勸他買一幢豪宅。他搖搖頭說：“我一不買房子，二不置地產(chǎn)，要玩玩收藏。”文化哺育了他的藝術(shù)愛好，使他對收藏情有獨鐘，專心收購天下名家字畫、古籍、文物和古玩。為此，他還從北京琉璃廠聘請了一位精通文物鑒定的行家當管家。幾年來，他竟收集到許多珍貴文物和稀世珍寶。除一大櫥宋版書外，明人手稿有顧炎武、柳如是的詩集手稿，還有元代版本的稼軒詞，明清善本更多，而宋元明大家書畫見著錄的不下百件，其中不少是內(nèi)廷散佚的珍品。此外，章佩乙還收集到大批古代名家對聯(lián)，僅明代的就有300多副。當時，章佩乙有“對聯(lián)大王”和“半個項子京”的雅號。
談到佩乙公收藏、保存的艱辛，章汝爽感嘆地說：“收藏家要有愛國心，要有民族氣節(jié)，決不能見利忘義!家父為使華夏瑰寶不外流，差一點坐牢。”此事發(fā)生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章佩乙無意仕途，定居上海當寓公。大漢奸王克敏、王揖唐、梁鴻志、陳公博曾先后邀他當官，均被堅拒，并表示：“日本人的事，我一點也不沾邊，要命也不干!”章佩乙在上海做生意被騙，經(jīng)濟拮據(jù)，不得已變賣字畫、文物，這令他非常痛惜。一次在餐桌上對家人說：“今天吃的是文徵明……”言訖黯然，就放下了筷子。家藏唐伯虎一丈六山水手卷《溪山秀遠圖》，是唐伯虎為華補庵所作。華補庵在卷后有跋，稱“六如居士為余作是卷，往返半年始就”，確是件罕見的精品，章佩乙賣掉后竟痛哭一場。1943年，日本人想向章佩乙買些中國字畫精品，特別是當他們了解到章手中有一幅南宋夏圭的手卷《蜀江晚泊圖》(見裴伯謙《壯陶閣書畫錄》)時，更加饞涎欲滴，多次派人上門洽購。章佩乙不愿賣給日本人，冒著坐牢的危險，正色對來人直言：“眼下，我是窮，但要賣，也絕不會賣給日本人!”來人無奈，悻悻而退。盡管生活艱難，章佩乙仍將大批珍貴藝術(shù)品保存到新中國成立以后。
章汝爽幼承家訓，精通古典文學，書法亦精到。他向筆者述及往事，百感交集，他說：“家父一生酷愛古書字畫，收藏極富，以此育人，使我得益匪淺。”少年時代他隨雙親客居京華，“收藏之家”陶冶了章汝爽耕耘筆墨的情趣。佩乙公空閑時，常把他叫到身邊，指點迷津，使他增長了學識與鑒賞知識。佩乙公令他6歲執(zhí)筆寫字，臨摹歷代大書家真跡。章汝爽從小耳濡目染，自然見地不凡，走筆有神，他13歲時就為名人書寫扇面。不僅筆墨脫俗，且有文采，其父的“忘年交”少帥張學良曾當面夸獎過他。他數(shù)十年潛心于家藏的書畫鑒賞，取精用宏，成為優(yōu)秀的書法家，被書畫界人士譽為“海派書法大師”，其書法作品多為海內(nèi)外收藏家和國際知名人士珍藏。1979年夏，應一位美籍華裔參議員請求，章汝爽將時任美國副總統(tǒng)蒙代爾訪華期間在北京大學的一篇6000余字的演講稿用蠅頭小楷寫成冊頁，那位參議員以此作為貴重禮品贈給蒙代爾。卡特總統(tǒng)與蒙代爾觀后大加贊賞，并請僑居美國的中國書畫文物專家鑒定，一致認為是難得的珍品。之后，卡特派專使將這本冊頁帶到北京，托著名科學家周培源轉(zhuǎn)呈鄧小平題詞。鄧小平欣然命筆，在章的書法冊頁上題寫“愿中美人民世代友好”9個字，由專使于1979年12月帶回美國。卡特和蒙代爾即把章汝爽這本冊頁交由國會山圖書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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