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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億元時代”的到來，在繁榮火暴的盛景下面，也洶涌著制假、拍假、鑒假、護假的滾滾濁流。近些年來，一些涉假事件頻頻屢現，令人錯愕，讓社會嘩然。
在此僅舉幾項實例：
在中國拍賣行業協會發布的“2009年拍賣業十大事件”中，上海藝術品收藏者蘇敏羅2005年在北京翰海拍賣公司以235萬元總價拍下的一幅吳冠中的《池塘》油畫被疑為贗品后，收藏者請畫家本人鑒定，吳冠中隨即在該畫背后寫下“此畫非我所作，系偽作”的明確結論。為此，蘇敏羅將該拍賣公司及畫商一并告上法庭。結果，北京市高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拍賣公司事先所作拍件真偽的免責聲明具備我國《拍賣法》規定的法律效力，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
2011年9月，中央美院油畫系研修班第一屆的10名同學，從世界各地致函《南方周末》聲明：2010年6月，北京九歌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以7000多萬元人民幣拍出的徐悲鴻名為《人體蔣碧微女士》油畫，系他們當時一名同學的課堂習作。此后，包括陳丹青、徐唯辛在內的藝術家，均明確否定了這幅油畫寫生是所謂“徐悲鴻的作品”。
與此異曲同工的是，近年來破獲規模最大的一起造假案，始作俑者是河南商丘的幾個農民：2001年前后，郭倫信等幾人偽造了1000多幅“長安畫派”畫家石魯的作品，并編排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故事，為了弄假成真，也為了進一步抬高畫價，造假者還策劃了一系列在北京召開的有知名專家出席的“石魯遺作展”和研討會，如此一來，海內外慕名求購者竟然趨之若鶩，直到鄭州市原邙山區委書記馮劉成斥資400多萬購其畫作行賄相關政要之事敗露，其中內情才告白于天下。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金錢的巨大誘惑面前，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中一條以牟暴利為紐帶的制假、拍假、鑒假、護假的相關利益鏈已然形成，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面對如此亂局，人們不禁要追根溯源，這一切到底是怎么發生的，究竟是誰在促成并保護這種現象的屢次頻現，難道就沒有切實有效的辦法制止這種亂象的發生與重演嗎?
于是，業界有人提出，要大力提倡從業者的道德自律;提高收藏者的風險意識;對知假鑒假者予以曝光并加以批評教育;加強對拍賣公司的整頓與管理;希望政府參與，認真清理行業規范，以確保投資者、收藏者的合法權益等等。
筆者認為，上述意見和建議都無不可，都可以實行，但若真要徹底杜絕，就不能只治“標”，不治“本”，而必須“標”、“本”兼治。
應該看到，一種現象反復出現，且越來越有恃無恐，其中定有彼此勾連的深層原因與保護機制。
追溯上述涉假案最終的司法判決，我們完全可以負責任地說：這更深層次的根源，或者說這個“本”，就是現行的《拍賣法》。
1996年國家頒布施行的《拍賣法》，的確為規范古玩藝術品的拍賣設計了比較完整、規范的制度。但事隔多年，當最初偏重定位于“收藏”的行業現如今已經迅速發展成為巨大的產業之時，其中存在的明顯漏洞便立現端倪。尤其是其中第61條第二款“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真偽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就是這一條，事實上已經成為庇護膽大妄為者制假、拍假、鑒假、護假的法律依據，成為制造藝術品拍賣市場亂局的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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