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次韻徐積》：“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所謂的槐市，典故相傳是西漢長安綠茵濃密的槐樹林中讀書人聚會、貿易、互易互市之所，也是中國書籍售賣的早期場所。后來隨著太學的解散，槐市隨之消失。然而，在日后天地悠長的歲月中，圖書市場以“書林”、“書局”等名目活躍于中國人的文化記憶里。
11月1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槐市書話》新書發布會在北京涵芬樓書店舉行，作者拓曉堂曾就職于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特藏部，后從事古籍拍賣二十余年，經手過眼的古籍善本、碑帖、印譜、明賢書札不計其數，而這數十年的鉆研與探究、經歷與感悟、書人與書事，匯集成了《槐市書話》。這本書講述的就是一部部古書流轉的瑰奇歷史及其背后的社會歷史問題。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葛承雍、著名書評人綠茶、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李平等參加了新書發布會，澎湃新聞整理了拓曉堂講座的主要內容，以饗讀者。
從左至右：綠茶、拓曉堂、葛承雍
藏書是民族的血脈
在拓曉堂看來，如果說“書的前半生”是寫書人對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認識和思考的凝華，那么“書的后半生”就脫離作者，成了讀書人和藏書人的事情。書籍一旦流轉，不管是抄本還是印本，就不再只是個人的感知，而化身千百，成了知識傳播的過程，成了社會的力量。
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書籍稍有不慎就會失傳。拓曉堂曾在國家圖書館工作多年，坦承國圖真正夠善本級別的書籍僅有兩萬種，其中還有許多是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剔除這一因素，真正具有文獻價值的古籍不足五千種，遠不能涵蓋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浩瀚文獻。《韓非子》、《管子》、《荀子》引用了許多如今已不可見的書，甚至連名列“六經”的《樂經》也敻不可見。《尚書》也是如此，若沒有孔府魯壁夾層中的藏書，也在焚書坑儒中失傳了，而因為傳承中的斷裂，《尚書》重現后引發的今古文之爭擾攘了近兩千年。
書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大典，是法制與人文精神之所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書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類之一，而且也被供奉得最高。亞里士多德講世界七大奇跡，其一就是亞歷山大圖書館;考古發現兩河流域的檔案館或圖書館，保留了大量楔形文字文獻;考古發現了死海地區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書……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間，書籍已經成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書是民族的血脈，書籍會告訴你從哪里來。當然，考古發現也會告訴你從哪里來，但那是被動、無意識、必須通過科學分析才能知道的，但書籍卻主動而有意識地告訴你，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
半頁殘紙里的大名堂
拓曉堂認為，古籍的價值看書的“三性”。
其一是“文物性”。國家圖書館對于古籍善本的界定有一個時間的下限，即乾隆六十年(1795年)，1795年后除非特殊情況一般不進入古籍善本的范圍。國家文物局規定的文物出境限制標準也定在1795年，適用于瓷器、書畫等各類文物，但當年文物局長鄭振鐸獨將古籍善本的出境限制標準定于1911年，比一般文物品類下限延長了一個多世紀。這是對古籍的特意保護。
關于“文物性”，拓曉堂追憶了曾經手的一頁殘頁，上面保留了書名《丹陽后集》和刻工姓名。根據刻工姓名可判斷此書產于宋代江西，然而此書在所有的圖書館里均沒有著錄，換而言之，這是一本失傳了八百余年、只剩下半頁的古籍，這半頁書當即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后來，拓曉堂得悉這一殘頁出自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之家。1921年，清宮內閣大庫流出“八千麻袋”古籍和檔案，當時傅熹年祖父傅增湘收購了大量宋版書和元版書。其中有一本宋版書的封皮是紙糊的硬殼，經過數百余年的歲月洗禮，漿糊失去了粘合力，硬殼散落后漏出了糊殼的宋代廢紙，其中的殘頁之一就是《丹陽后集》。拓曉堂借這個傳奇故事說明，古籍的文物價值不可貌相，半頁殘紙也可能有大名堂。
其二是文獻性。這是書籍所共有的屬性，依賴的是蘊含其間的思想和總結，即便是新書也具有文獻價值。
其三是藝術性。古代雕版往往是先由名家手書，后交付刻工雕版。據傳，宋代大學者周密的《草窗韻語》就是由周密本人手書上版的;揚州八怪之首金農早年臨寫的北宋藏經，都出自北宋大和尚手筆;元代某些刻工用的是趙孟頫書法的變體字，趙孟頫本人也未必能寫出這樣的書版字，所以個個有風味，都是好的藝術品;清代《昌黎先生集》末頁有“福建林佶手書上版”，也是大家手筆。
藝術性的第二個表現在于版畫。清初刻本《三國演義》版畫采用八色套印，同時代歐洲先進的海德堡套印術也只能達到四色水平。明代萬歷年間的版畫，水平之高可稱絕于世界，比如鄭振鐸先生曾收藏了萬歷版《金瓶梅圖》，后來轉交給國家圖書館，這是出自安徽黃氏家族的寫意版畫，藝術性極高。
天祿琳瑯的流轉故事
拓曉堂表示，除了其本身具有的價值，一部書在流傳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故事，故事增添了它的文物價值。文物本身的價值可以用標桿去衡量，故事的價值卻是無法衡量的。
乾清宮東邊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書重地，乾隆親書匾額“天祿琳瑯”。乾隆秉承了康熙以來的文化喜好，他的藏書精華基本都在天祿琳瑯。乾隆六十年傳位于嘉慶皇帝，嘉慶二年，乾清宮的小太監在處理炭火盆時引發大火，一路燒到天祿琳瑯，里面的藏書均付之一炬，基本沒有流傳下來。
其時乾隆仍在世，書一燒掉，嘉慶皇帝覺得臉上無光，召來大臣重建天祿琳瑯。但大殿可以重建，古籍卻不能再造。嘉慶下令在宮中四處翻找，重匯了幾百部宋版書，堆到天祿琳瑯。當時為了應付此事，將很多明版書、清版書冒充宋版混入其中。
清朝滅亡后，遜帝溥儀偷書偷畫，以賞賜溥杰的方式將文物盜出宮，首先盜取的就是天祿琳瑯里真真假假的宋版書。溥儀盜走的這批書后來跟著他到了偽滿洲國，1945年溥儀逃離長春時又陸續散出，其中一些到了一個國軍長春高級將領手中。
拓曉堂有一次拜訪這位將領的后人，看到遺存下來的天祿琳瑯藏書，當即判斷這是當年嘉慶皇帝和他的臣子們混進宋版書里的清版書。但盡管版本、品相與當時其他通志堂刻本無甚區別，但因為附加了如此多的故事在里面，在拍賣市場上的價值翻了數十倍。附著在古籍上的文化故事已經讓它發生了蛻變，甚至讓它成為了重要文物。
除了天祿琳瑯，《槐市書話》里還有許多曲折動人的藏書故事，如顧氏過云樓藏書、陳寅恪先生藏書、勞權抄本《松雨軒集》、宋刻《五燈會元》、元抄本陶叔獻輯《兩漢策要》……拓曉堂認為，書籍本身會制造和創造精彩的故事，但他并沒有在這些傳奇上肆意渲染，而是憑借嚴謹的歷史訓練和專業考證，以情節自身的韻律，不動聲色地一一鋪陳，并且關注其背后的社會歷史問題，數十年的心得最終匯聚成這本《槐市書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