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1978年底，我正在美院上課，畫素描，忽然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宣告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當天晚上，幾十位學生圍著全校唯一一位美國留學生方家模，先后邀請她跳舞，還演唱了《音樂之聲》主題曲。
28年前，1979年初，約翰·柯恩女士在中央美院舊禮堂為全校師生開講“美國美術史”，并播放18世紀至10世紀的美國藝術。據我所知，那是1949年以后第一位美國人在北京公然展示美國藝術。
假如我沒有記錯，27年前，1980年，一位高大的女士，據稱是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領導，又出現在中央美院舊禮堂。她沒有講演，沒有展示幻燈片，只是驚異而好奇地打量擠在她面前上百位文革后第一批紅色中國的藝術學生，就像我們也驚異而好奇地看著她。
26年前，1981年，波士頓美術館有一小批藏品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我記得其中有一幅杰克森·帕洛克的油畫。那時的中國人從未見過一件來自美國或西方的抽象畫或行動繪畫。
25年前，1982年，我到紐約去了，從此被美國和美國的藝術淹沒——直到今天，我仍然無法對我自己說：什么是美國藝術。
在五千年文明與兩百多年歷史之間，我無法找到合適的方法來比較中美兩國的藝術，也難以在中美兩國之間分享相似的文化經驗——在中國，我很少有機會看到華夏古典藝術的完整收藏，在美國，我卻看到了世界各國的藝術。這些藝術在時間上從古希臘到后現代，在地域上包括埃及、中東、南美、非洲、日本、印度、南亞和俄羅斯。是紐約，帶著我開始了世界藝術史的漫游——我愿意告訴在座的美國朋友，我的中國美術史啟蒙課堂，就是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在那里，我開始領教什么是中華文明五千年。
此外，在紐約，我大約連續參觀了九屆惠特尼美術館雙年展，據說，只有入了美國國籍的藝術家才能參選這項雙年展。但我發現其中一半左右藝術家的祖籍屬于世界各地：阿根廷人、越南人、羅馬尼亞人、阿富汗人、埃塞俄比亞人、韓國人、波蘭人、柬埔寨人……當然，還有祖籍西歐、南歐與北歐的美國人。
我最感興趣的兩位美國藝術家也不是美國人：馬塞爾·杜尚是法國人，安迪·沃霍是保加利亞人。
奇怪!所有這些不同族裔的藝術家，共同創造了“美國藝術”。他們各自的作品毫不相像——譬如愛德華·哈波被稱為“普普藝術的祖父”，卻與普普健將安迪·沃霍的作品毫不相像；帕洛克的行動繪畫、德·庫寧的抽象表現主義和庫艾·堂貝利的極簡主義，也毫不相像——但美國藝術家的作品如果出現在別的國家，我想我能立即辨認：那是“美國藝術”，一如紐約一點也不代表美國，可是只有美國才會誕生并成全紐約這樣一座大都會。
過去二十多年，我見證了許多世界各國，包括來自中國的藝術家如何被美國接納的過程，并通過他們，有效影響各國的現代藝術，尤其是散播藝術自由的價值觀——但是“藝術自由”在美國并非從天而降、理所當然。過去一個世紀，美國藝術家和美國的美術館，曾經為了藝術自由而不斷斗爭。50年代，紐約現代美術館曾經致電畢加索，請他聲援美國的藝術自由，被畢加索拒絕；在70年代，落選的藝術家曾經聚集現代美術館門口的第53街街面，躺在地上，晝夜抗議示威；90年代，當英國薩奇收藏展在布魯克林美術館展出時，紐約市長和公眾由于宗教原因反對某些作品，在美術館門口和媒體上持續發出兩組尖銳的對抗的聲音……
因此，美國藝術對我最可貴的教育，不是藝術，而是怎樣做一個藝術家。各種各樣的美國藝術告訴我：民族、國家、歷史、文化、美學、觀念，都很重要，但最最重要，也許是唯一重要的，是你必須聽從內心的自由——我知道安迪·沃霍說過：每人成名十五分鐘；我也知道李昂·格勞勃說過：我試著讓自己的作品無人問津；我記得菲里普·加斯東放棄抽象表現主義作風后，曾長達十多年沒有畫廊愿意經營他的作品，而當理查·謝爾的大鋼板極簡雕刻被紐約市政府撤除后，他撕毀了他的美國護照……
這些美國藝術家都是我的英雄，他們以自己的獨立和叛逆，證明什么是美國。我在紐約從來沒有成功，從來不曾進入主流，但沒有一個城市像紐約那樣教會我、鼓勵我：忠實自己，和自己相處，做一個快樂的藝術家。我的作品完全無法辨認紐約或美國的影響，但我知道，我成為今天的我自己，是因為美國和紐約。
當9·11事件發生那天，歐洲人這樣說：“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但在紐約居住的18年期間，我從來沒有忘記我是一位中國藝術家；現在，我回到中國，發現自己是一位美國藝術家——我這樣說，不是指護照與國籍。以我對美國文化的全部了解，美國藝術真的不在乎你屬于什么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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