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此前幾本書，我曾勉為其難，寫過兩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賤教育的好漢誰在乎批評？誰讀這類書？且看過去數年他所揭示的種種問題，只見得變本加厲，愈演愈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錯什么藥，他對教育的批評也竟愈演愈烈而變本加厲了。這不，新書《教育熊視》又寫成了，二十多萬字，電話里要我再來說幾句。
我討厭丙奇的書。辭職那一陣，我多少是在憤怒中，看了他的書，轉為驚異與恐懼：原來大學教育這筆爛賬爛到這步田地，大學還算是大學？教育還能叫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閱這等層出不窮千奇百怪的爛賬，無異于苦刑，說實話，我不打算閱讀這本書。這書雖是新寫成，其中列舉的罪孽還不都是教育的舊病與頑疾，丙奇只是剝皮抽筋從中挖出新的創口與潰爛，攤給我們看。我不要看，然而我不忍回絕丙奇的懇求。
好在另有教育界幾位同志對此書先有評論，我比較認同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的反問、追問、詰問：
“中國有真正的大學嗎？”
是的，以顧海兵列舉的歷史標準與世界標準，他有理由質疑中國目前的大學不是“真正的大學”。但我忍不住又想反駁他——有沒有大學，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戰八年，西南聯大失去京津兩地莊嚴體面的校舍，論規模、論條件，根本談不上一所現代國家的大學，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無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敗，反而發揚光大，不然，哪來日后出自西南聯大的幾位諾貝爾獲獎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學停辦，然而出于對教育的渴望和教育那點最后的尊嚴，教育，曾以無法置信的潛在方式頑強潛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國，多少人私相傳授種種思想、技術、學科、文藝，不然，哪來1977年恢復高考后那群迄今最優秀的考生？
有沒有大學，沒關系，甚至是不是大學，也非要點——中國從前遍及民間的私塾和書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學大學，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從那里走出；歐洲中古守護知識傳遞文化的修道院，也不是今日的大學，而顧海兵列舉的西方大學史正脫胎于無數寂靜的寺廟——不消說，顧先生強調的是對當今大學教育的普遍質疑，即學術行政化、大學衙門化、權力市場化，以至于校園官員多到“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而且級別荒唐：“校長等于副部長”，更兼權限曖昧：“又管學校又辦學校”……等等等等。
于是問題來了：當所有大學的實質蛻變為政府架構，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階層，行政管理的模式無異于黨政機關，招生辦學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戲，那么，大學之所以是大學的神圣職能，已在大學校園內就被褻瀆，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價值核心，已在教育過程中被粗暴遞奪——然而這還不是最荒謬的事相，事實是，如此有名無實的大學，仍舊被稱為堂堂“大學”，如此濫竽充數的教育，仍然行使著國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華南開中山，早已不是歷史所銘記的名校，但仍然號稱北大、清華、南開、中山，而這些大學的“名”，這些大學的“牌”，被無限夸大、被刻意抬高，以之吸引考生、申請經費、占據資源、換取利益，誰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為大學服務，而是大學為行政官僚服務——這樣的大學，真不如沒大學，沒有大學的時代，渴望教育的人們還有營造大學的可能，一旦遍布以上這樣的“大學”，則當前謦竹難書的偽教育便只剩一項是“真”，即過去的校名。
所以顧先生的詰問“中國有真正的大學嗎？”，似應改為“中國有這樣的大學”。熊丙奇的第一本書叫做《大學有問題》，問題是，如今中國只有“這樣的大學”——怎樣的大學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將要投考大學，我別無選擇。這才是“真正”沮喪的事實啊。
臨了請熊丙奇明鑒：以上敷衍之辭也該算作“偽評論”，因為這本新書我真的一個字也沒有讀。
（繼出版《大學有問題》、《體制迷墻》之后，著名教育問題研究學者、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所著新作《教育熊視——中國教育民間觀察》近日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熊丙奇表示，該書所得版稅將全部捐獻給災區的學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