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華人藝術家中，徐冰是和黃永平、蔡國強和谷文達齊名的天王級人物。他的《天書》、《文化動物》、《鬼打墻》等作品曾經強烈地挑戰了中國人和外國人的視覺神經、文化意識和羞恥心。他那禪宗大師般的矛盾意味曾經吸引了包括德里達在內的大哲學家。這次三年展中，他的《鬼打墻》被放置在展廳最醒目的美術館入口處的大廳，占去整整一面大墻。似乎沒有在美國的那次展出那么驚心動魄。他最新做的《野生斑馬》同樣具有強烈的悖論意味———看上去完全是斑馬，結果卻是四頭白毛驢。這種輕度的虐待不會受到指責。四頭白色的斑馬－毛驢在美術館后院的草地上吃草，發呆，不知道它們的明星照已經刊登在報紙和雜志上。記者在三年展籌備期間采訪了徐冰。
詭譎的《天書》
南方周末（以下簡稱“南”）：最初進美院的時候，你的大部分作品還是鄉村的景物，是什么讓你突然想到要去做一部《天書》那樣的作品？
徐冰（以下簡稱“徐”）：其實和當時的中國文化熱有關系，“文革”以后大家荒蕪了很久，都很饑餓，對知識的渴望特別強烈，就拼命地吸納，然后讀各種雜書，我也參加各種文化的討論，但這種討論最后給人感覺挺不舒服，挺煩的。
南：你有一種懷疑？
徐：一個人長期饑餓以后，有一天你突然吃了很飽以后就會不舒服，我隱隱約約就想做一部自己的書來改變這種感覺。當時對書有一種厭惡，有一種反感。
南：《天書》的工程是怎么樣的？
徐：我很清楚我必須做得很認真，當你認真和假戲真做到了一個極端的程度，藝術的力量就從這兒開始了，你隨便寫一些字是不管用的，你必須把你的字很有邏輯地設計出來，然后再刻出來，印出來，最后那種荒誕性就會變得很強。最后那書做得很漂亮，就像圣書一樣，這么漂亮，這么鄭重其事的書，怎么可能讀不出內容？
南：你造了多少個字？
徐：造了4000多個字。
南：都是你自己手工刻的嗎？
徐：都是我自己手工刻的。當時文化熱，外邊活動特別多了以后，就覺得特別累人，參與多了會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因為那種文化討論都是沒有結果的。你在屋子里把房間一鎖，每天刻這些字，就覺得腦子還很清楚，挺踏實的。所以我一刻就刻了一年，刻了2000多個字，1988年有機會在美術館展覽，但那時書還沒有真正做出來。我這書是要在古籍復制的工廠，完全按照古籍的格式來做的。
南：一年多刻2000字，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這個過程中你有沒有產生過懷疑？
徐：沒有。我刻完了以后，別人就說徐冰你好像很刻苦，很有耐心，很有毅力。其實刻那些字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展覽完了以后，大家討論這件作品，其實我覺得這件事還沒有完呢，我真正要做的書還沒做出來呢。所以我回去又刻。4000多個字，是因為我們的書本和報刊里常用的字是4000多個，總而言之所有的設計都是讓它盡可能地像漢字。
南：有關的學術文章好像多達60多篇。
徐：其實還少算了。開始西方對這件作品的解讀是很政治性的。十幾年前第一次拿到西方去展覽，政治上的解讀比較多，有人說這是大字報這種形式在藝術上的一種反應。包括我的這些頁號的設計其實都跟畫正字差不多，有些西方學者認為讓人想起民主選舉。這都是他們瞎聯系。解釋很多，千奇百怪的。有些芝加哥學者查過古代字典，后來發表了論文，說在天書里找到了兩個古代民間使用過的字，但沒有出現在字典里。文化這事兒就是要談論出很多東西來。
南：誤讀得很厲害？
徐：誤讀得很厲害。最后我發現這個作品其實是我特別認真地做了一個什么都沒說的事兒，其實它是一個空間，因為它確實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向性，因為它充滿矛盾和荒誕。有些人說它是解構的和反文化的，是因為我把整個文字徹底解構了，對文化有一種不尊重和戲弄的態度，但是它在裝置的狀態上，又把書放在一個特別受尊重的位置上，進了展廳以后，大家都會屏住呼吸，大家都很安靜，因為這里像個祭壇似的。有的西方學者說在這個作品面前有要跪下去的感覺，把文化放在一個很受敬重的位置上，但它本身又是一種戲弄。這里邊有很多矛盾的東西。
南：有沒有對哲學感興趣的人見到這本書以后來跟你探討？
徐：太多了。為什么這部作品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影響？是因為它觸碰的問題和西方當代哲學討論的主要課題是吻合的，上個世紀現代哲學討論的主要問題是語言問題和誤讀問題，符號表達和語言表達之間的錯位的問題，這是一個特別主要的問題，主要的幾個哲學家都是在談這個事兒。那時我對西方當代哲學根本不了解，沒讀過維特根斯坦和德里達，但后來在西方很多理論家討論這件作品時都提到德里達，還有福柯。他們覺得是一個很直接的解釋，套用起來很方便。后來紐約州州屬的阿爾伯尼公共圖書館做了一個叫“書的結束”的展覽。4年以前的事。他們還安排我和德里達各做了一場講演。我談我的作品。德里達看了我的作品，很喜歡，那些蠶在包裹計算機的作品，他跟我要了材料，說希望將來能在他的書里談論我的作品。我對他說，很多人談論我的作品都會用你的理論，其實那時我還沒有讀過你的書，如果我當時讀了也許我就不會做這些作品了。
南：后來你讀過他的作品嗎？
徐：也沒有太讀過，只是大概有一個了解。
南：你擔心讀了他的作品會消解你的力量，破壞你的原創性嗎？
徐：總的來說，我覺得西方當代哲學理論太繞了，太復雜，其實事情本身很簡單，但是他們搞得太復雜了，我很反感這樣的文化游戲。但好像必須有一部分人去做這些事。我后來還是讀禪宗方面的書比較多，因為禪宗比較適合中國人的思維，而且確實比較管用。日本鈴木大拙的書我特別喜歡，尤其是那本很薄的《禪學入門》，出門時我都會帶上。他把這些問題談得很清楚了，這就夠了。很多大哲學家繞來繞去最后都會繞到禪宗這兒。其實我要是早讀這本書，我后來就不會那么累了。因為禪所說的東西就是我想說又說不清楚的東西。
南：《天書》最初在中國美術館展出時，它的規模是怎樣的？
徐：當時是兩個月之內在美術館展覽了兩次，第一次是我個人的展覽，懸掛在那兒，墻上也是滿的，地上是我試制的一些書。當時我是想做一個文字的空間，給人一種壓迫感。有人說進了展廳以后，呆時間長了以后會有緊張感，因為剛一進去，他會以為這些字是錯的，但時間長了，當他發現到處都是錯字的時候，這時他就會有一種倒錯感，他會對自己有一種懷疑。
攝魂的鬼打墻
南：“鬼打墻”這件作品是不是有現成品的味道？你利用了長城？
徐：我覺得任何一件物體都可以作為版畫的轉印的媒材。室外的痕跡轉換到紙上以后，再進入美術館，在視覺上是一種很強的東西。我發現這種紀錄手段和流行的影像不一樣，它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它曾經接觸過原物件。就像人和人之間交流的那種直接感———握手，擁抱，或者接吻。拓片的力量在這兒，它曾經實實在在接觸過那個東西，然后揭下來了。其他的材料都像影子一樣。
南：你選擇那段長城有什么用意嗎？
徐：那段長城是戚繼光蓋的，比較緊湊，是長城里最好的一段，當時也走訪了一些長城學專家，它的建筑價值、戰術價值和美學價值都是最好的。
南：這件作品的命名很有意思。“鬼打墻”在中國民間是指一個人深夜在荒郊野外走了半天死活走不出去，直到天亮才找到回家的路。這里邊是不是有什么暗喻在里邊？
徐：當時《天書》成了批判的焦點，《光明日報》和《文藝報》都有一些文章，有人覺得《天書》是新潮美術的錯誤的集大成者，他們說像《天書》這樣的作品屬于鬼打墻的藝術，這是他們給的一個詞兒，認為藝術家的思維是有問題的，是轉不出來的。我當時去長城，是因為當時文化界挺無聊的，知識分子也挺沉默的。正好我也有時間，就帶著學生還有農民就上去了，在山上弄了好長時間。那時有人來來回回的，就帶來那些報紙，我才看到其中有說《天書》是鬼打墻的藝術。后來我覺得“鬼打墻”這個詞兒挺有哲理，而且對這個新的作品挺合適，就用了這個名字。
南：“鬼打墻”我們沒看到原件，但單看圖片，就已經有一種攝魂的力量。在美國展出的時候，好像是掛在一個很高的空間里。你自己面對它的時候，是什么感覺？
徐：掛上去以后我覺得壓迫感和力量特別強。因為室外的東西進了室內以后對人有一種驅趕的感覺，有一種霸道的感覺。你在山上感覺不到，但原大的東西到了室內以后，就特別給人一種壓迫感。視覺效果很強。
中文筆畫寫英文
南：在你的視野之內的藝術家中，對你震動比較大的是哪幾個？
徐：總的來說我對現代藝術挺失望的，因為我覺得真的很難找到有意思的作品。以前我要花很多時間看美術館看展覽，最后我發現其實挺無聊的，很難看到有意思的作品。我現在做的工作也不在于這些展覽上，雖然這些展覽我也在做，但我的興趣都是在我的作品延伸出去的一些東西上，我覺得這些東西特別有意思。
南：是些什么東西？
徐：比如說“新英文書法”，世界上已經有三十多個地方做過這個教室，最后出現的一些現象挺有意思的。
南：是一種什么形式的書法？
徐：就是我設計的一種字，這種字看上去像中文，但其實是英文的。它愣把兩個沒有關系的東西給硬湊到一起，表里不一，表面上是中文，其實里頭又是英文，你帶著現有的概念——這是中文，這是英文——但你在我這東西面前就不靈了。你現有的概念受到了挑戰。所以他們說我的東西總是對知識分子具有挑戰性，它讓知識分子不舒服，其實一個文盲看了沒事兒，沒關系，但越是有文化的人越是不舒服，他看這書死活看不懂。有些學校向我訂購這些書，給學生開課，他們開設了一個新的課程，讓學生寫書法，他們覺得這種書法可以讓學生接觸另外一種文化。現在逐漸形成一個圈子，寫這種字。他們說徐冰這種東西像細胞一樣，它不像展廳里的一個裝置，——其實那種東西我覺得挺無聊的，什么藝術啊，裝置啊，弄得大家不懂——其實真正有意思的作品，要在人的心中發生作用，要滲透進社會。
南：“新英文書法”不可能像你希望的一樣成為通用的文字吧？
徐：這是不可能的。但這東西會成為西方的一種文化現象，對兒童，對退休的人，其實是找到了一種方式去體味中國的書法。他在寫自己的文化，但又是在寫中國的文化。其實西方人一直對中國書法特別有興趣，但他一直不能真正進入，是因為他還是照葫蘆畫瓢，不是在寫他自己的字。現在他是在寫自己的文字了，這是一種很特別的驚喜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