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創(chuàng)作了“首都機場人體壁畫”他的命運隨著壁畫的命運一波三折

1979年10月，由張仃、袁運生、袁運甫等藝術家共同創(chuàng)作的首都機場壁畫宣告完成。其中，袁運生創(chuàng)作的《潑水節(jié)———生命的贊歌》中大膽繪入3個沐浴的傣家女裸體，畫作經(jīng)鄧小平首肯展出。海外媒體稱，“中國在公共場所的墻壁上出現(xiàn)了女人體，預示了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藝術界將機場壁畫與董希文的《開國大典》并稱為建國后最重要的兩件藝術品。壁畫出現(xiàn)后一個多月，首都機場門前的廣場上停滿了載客前來參觀的大巴，人們擁進裸女人體壁畫所在的餐廳，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但是，時隔不久，袁運生與他的壁畫便卷入風波。美術界中開始有人對畫作中出現(xiàn)的裸體表示質疑，贊成者與反對者相持不下，爭論逐漸升級，上升到政治層面。《潑水節(jié)———生命的贊歌》中的三個裸體從此不得不披上一層透明的紗衣。1982年，袁運生出國后，機場壁畫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墻封住浴女畫面。直到1990年，這堵假墻才被拆除。機場壁畫與袁運生的曲折命運折射著轉型期藝術的處境與觀念的變革。

“現(xiàn)代的中國文化缺少整體性。文化史因此充滿各種偶然。外來因素獨領風騷，一次展覽甚至一幅畫便可影響一個時期的風潮。”袁運生說，“機場壁畫本來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壁畫運動。但受到這幅壁畫命運的影響，這場運動隨之走入低谷。”機場壁畫的探索最終也只是曇花一現(xiàn)。

以下為袁運生口述記錄。

創(chuàng)作《潑水節(jié)———生命的贊歌》時期的袁運生。李曉斌攝

袁運生創(chuàng)作的壁畫《潑水節(jié)———生命的贊歌》，與董希文的《開國大典》并稱為建國后最重要的美術創(chuàng)作成果。

畫家的轉機：云南寫生

1957年7月，二年級暑假，我去海島體驗生活，那會兒報上常鼓吹鳴放，沒機會大鳴我只和親密的朋友小鳴，常有即席議論。誰知道被人報告上去，就變成了學生右派。

頭兩年因為問題性質不那么嚴重，所以繼續(xù)跟著上課。只不過，學校的臟活累活全要右派干。我當時和比我大兩級的朱乃正、傅小石關系特別好。我們幾個右派經(jīng)常被派在一起勞動改造。有一回叫我們打掃圖書館。我們卻在那三個月，乘機把圖書館里的日文畫冊研究了個遍。要不是右派反倒沒這個機會了。

1960年，我被扣上個拒絕改造的帽子，和同樣被打成右派的美院老院長江豐等一同下放到雙橋農場勞動，在勞動的時候畫不了畫，只能在放羊的時候偷偷畫點素描。不過現(xiàn)在回想，下放勞動這兩年，比上課開心多了，被打成右派反倒叫我交上了好多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我那時和江豐、李宗津、王炳召等住在一個房間，勞動回來大家無所不談，夜里就一塊海闊天空侃藝術。

1962年，我重新回到學校，完成畢業(yè)作品《水鄉(xiāng)的記憶》。我畫的是當時在江南常見的集市場面。采用了中國式的白描手法。董希文老師很欣賞這幅畫。但左派們卻大做文章。說我丑化工農兵形象。不是蘇式的畫法，要給我的畢業(yè)成績打二分。雖得到一些知音，胳膊也扭不過大腿，我離開北京去了長春。分配到文化宮畫些宣傳畫。白天人家讓我畫什么我畫什么，晚上才能做自己的事。長春的條件很艱苦，5口人住15平米的小平房，根本不可能再搞創(chuàng)作。跟美術圈也基本斷了來往。只和董希文、張仃、朱乃正等保持著點聯(lián)系。去北京看他們的時候，也會帶幾張自己的畫過去。所幸我在單位的上級市工會主任賀瑛很同情我的遭遇，在我最困頓的時候經(jīng)常幫助我。我這個摘帽右派在這十幾年中，居然得到了三次遠行寫生的機會。

最長的一次是在1978年，當時，云南想出版一本周總理和傣族人民在一起的畫冊。因為有賀瑛支持，為云南出版社畫一套組畫。好朋友費正送給我僅有的幾百塊錢，買了顏料、宣紙，還做了一個90公分高，60公分寬的大木頭箱子。里面放了6張三合板分割成的18塊油畫板，用擔子挑著去了云南。在云南8個月，我畫了很多油畫，白描人像，大量風景寫生，這些畫在客觀上為《潑水節(jié)———生命的贊歌》那張壁畫做了充分的準備。

這批白描作品出了本畫冊，在美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不久，這部畫冊居然成為中央美院國畫系的教材。有的地方，可能直到現(xiàn)在還在使用。就在我在云南寫生的同時，接到張仃先生的一封電報，要我去北京一同創(chuàng)作機場壁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