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安置：

    紀錄影像的另類角度和洞察

    張亞璇

    “再安置”是一個與拆遷相伴生的詞匯。指的是在城市建設或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個人離開自己生活的房屋、社區和土地，找到或獲得另外一個居所以安置自己的過程。中國社會近二十年發展的事實和城市化進程，前所未有地提高了這個詞語的使用頻率，使它成為人最迫切的現實處境之一。而無論這一處境當中的個體是否發現了新的安居樂業之所，他們都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某種“移民”的特征。這意味著，當下中國的現實語境，已經擴大了“移民”的地理內涵，即便在同一個城市和區域，它也可能存在或發生。“再安置”是一種移民的境遇，更重要的，它不僅關聯空間，也涉及精神。當變化過于急速令置身其中的個體無法跟進的時候，他便成為“移民”（或遺民？） 。“再安置” 因此超越了具體的拆遷經驗，而成為一種時代性的精神癥候的隱喻。

    當代中國獨立電影，尤其是紀錄片的工作，直接讓自己切入到這種變動的境遇之中，去展現那些癥候。它不僅提供了來自于現場的見證，而且提供了另一種觀看的角度。那些紀錄者，始終與需要被重新安置的人們一起，經驗他們所經驗的； 他們在作品中傳達的感情，以及對當代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所做的詮釋，也因此成為另類的，甚或不諧調的。這次影像單元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作為力證……

    我們這次選擇的作者，都已經在這個領域工作了多年。實際他們所處的制作環境，貧瘠，簡陋，沒有任何條件可言（尤指物質上的）。但他們，和其他決定做紀錄片的人，為什么能在這樣境地里，孤立無緣地持續工作？至少有一點，他們都不是只愿沉迷于自我世界和狹隘利益的人。他們感覺到他人的需要而且主動進入到與他者的關系之中——在這個社會里，往往是窮人，弱者，不掌握權力，無法表達和呈現自己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盡管他們經常因為介入了他人的生活而受到狹隘的道德指責，實際上卻是這個正在向現代化（甚至后現代）邁進的國家和時代里，最能夠正視自己的道德責任并有所行動的人。他們肯定也是一些喜歡探究生活真相的人。

    相對于紀錄影像距離任何體制似乎都還比較遙遠的事實，它今天所擁有的表達自由、豐富資源和顯示出來的活力與若干年前中國當代藝術的生態有某些相似。這里面包含著當代藝術的本質精神和理想，也是我們為什么要在這個展覽里面展示它們的原因。

    杜海濱 Du Haibin

    杜海濱，1972年生于陜西，在寶雞和西安度過少年時代。1996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之前的生活經歷已使他獲得一些社會經驗。三年級的時候，他和同班其他幾個大齡青年組成“道光”電影小組，開始嘗試用一臺家人作為禮物送給他的Hi-8攝像機拍攝短片和紀錄片。他的第一個作品《竇豆》拍攝了一個青年同鄉在城市里漂泊不定的生活。畢業前的最后一個寒假，他回寶雞過年，在火車站附近的鐵路邊上，遇到了一群流浪漢，《鐵路沿線》（2000年）再現了這些人的生活和狀態，因其視野所向，拍攝和制作方式，以及粗礪的美學風格，它成為DV制作在中國初起時的代表作之一。此后杜海濱的創作顯示出一種同時期其他作者不多見的連續性，他以幾乎每年一部的速度，完成了《高樓下面》（2002），《北京紀事》（劇情短片，2003），《人面桃花》（2005），《電影/童年》（2005），《石山》（2006）。2007年他以《傘》入選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之后又參加了阿姆斯特丹電影節及法國真實電影節。

    傘

HDV，93分鐘，2007，浙江、安徽方言，中英文字幕

制片：蔣顯斌、杜海濱、徐小明

導演：杜海濱

攝影：劉愛國

錄音：孫元強

剪輯：杜海濱、Mary Stephen

    杜海濱說這不是一部關于傘的電影。但無疑“傘”構成了他這部新作最核心的意象。他的拍攝在天南海北五個空間展開，“傘”的意象貫穿起了活動其間的5種身份的人物：工、農、商、學、兵，同時也賦予整個作品一種完整性：那五個段落之間本來沒有關聯。

    這是一部從概念出發的電影，其中包含著巨大的野心。杜海濱試圖從解析整個中國社會結構入手——沿著那固有的思路，來檢視它今天的表現，進而揭示其內在的根柢和本質的身份，乃是農村和農民。

    在一個國家義無返顧的現代化進程中，這種提醒或回顧顯得特別重要和必要。處理這么一個宏大的議題，杜海濱寄予了他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非常宏觀的理解和思考。很顯然他試圖改變，改變以往從大量的素材中提煉主題的方法——這至今仍是中國獨立紀錄片的主流工作方式。

    如果說《傘》對于杜海濱而言更多是一部過渡性作品，那是因為他在用影像表達思考，建立具有完整性的作品序列，然后成為一個真正的電影作者的過程中，需要像以往那樣保持更多感性，就如《傘》的結尾聽老農談話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