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從策劃起就注定要引發強烈關注的展覽：主辦者是中國攝影家協會，又有另一家主辦單位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變遷的主題，展出地點設在北京乃至全中國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預計規模800余幅——這樣的規模和展出形式，對攝影界來說無疑是全新的，而在大街喧囂的環境中能辦出啥效果，每個人都會有設想。最終的效果盛大歡喜，但其中諸多細節還是有些出乎意料。
有人說，這是一個完全打破了固有模式的影展；有人說，這是一個富有創新意義的影展；有人說，這是一個與老百姓最接近的影展。起碼，這算得上一項獨特的展覽。
這個展覽全稱是“長安杯”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全國攝影大展，展出時主題定為《記憶30年》。
盡管短短10天的展期應觀眾強烈要求又往后延了數日，但直到撤展前那個晚上，王府井街頭的人流仍頻頻在展板前“滯留”。展覽在攝影界和社會各界引發的反響也有些空前：從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到各地方媒體紛紛予以報道；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12月23日在收視率頗高的直播節目《我的今日之最》中邀請中國文聯主席團委員、中國攝影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副主席兼秘書長李前光專門講述這次影展的臺前幕后；許多看起來平常卻對改革開放30周年偉大成就有著不凡實證意義的照片，更被不少媒體廣泛采用，到處流傳。
為什么這個影展能引發如此反響？為什么熱火程度能從布展一直延續到撤展？為什么每個行人或旅客都會被這些照片所吸引？這些恐怕都與展覽的獨創性分不開。
方法：從結果出發來倒推
做一個展覽，尤其是紀念性的主題展，絕對是一項復雜工程。從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這個命題看，政治性肯定避不開，如何在體現政治性的同時又突出攝影特點，做出與同期各地集中上演的大量同題展覽不同的效果，是需要主辦方提前謀劃的。其中如何理解主題，如何結構影像，如何加以闡述，如何讓展覽與觀者形成有效的、良性的觀看與被觀看的關系，都是關鍵環節。另外，如何做出優勢，做出專業感，也需考慮。從這些需要達到的結果出發，倒推到操作層面，才能使展覽各得其所。
幾乎此類展覽都會考慮重大事件、重要歷史瞬間等，并加以選擇和平衡。其實改革開放30年的諸多重大事件，涉及的多是政策、理念、思想、策略等，這些觀念性的東西更適合文字，用視覺語言表達有困難，于是，領導人照片、會議照片自然會被更多運用，但仍無法表現思想大解放等主題。考慮到這些困難，本次展覽確立的從結果倒推做思想的角度，是最能以小見大并體現攝影特點的：改革開放30年的許多變化是具體的，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有目共睹。倒推來做，用結果來顯示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和成就，結果已具備影像化的條件。
展覽策劃者首先把自己當成普通百姓，以百姓視角來做“民生記憶”，從吃穿住行介入，包括降生、成長、戀愛、結婚、工作、親子、焦慮等環節來結構，自然會回到生活本原狀態。這種本原狀態，恰恰是最易與觀者溝通，最受公眾歡迎的。影像中呈現的狀態變化更形成了一個改變過程。
有些具體問題，如關于小崗村的照片，也是平民影像，有人拍了許多年，質量很好，但還是被舍棄。這是因為，小崗村已是高度標志化的題材，以這個起頭，隨后的描述便可能有所偏離。這也是為了努力達到純粹而做的割舍。對奧運、抗震救災等避不開的涉及幾乎所有公眾生活的題材，選擇照片時則強調了其與普通人生活的關系。
從這個角度出發，這次影展可能缺失一些眾所周知的“好照片”，但舉輕若重恰恰成為最大亮點。從另一個層面看，以衣食住行、平凡小事、父母兒女、家長里短的變化來見證一個時代，讓人既看起來親切，也能找到自我的影子，則是以恰當的切入點找準了展覽定位。
場地：王府井是最大的展場
李前光在接受中央數字電視攝影頻道采訪時說，王府井可能是中國最大的攝影展場，這里展出的作品要面對最廣大的老百姓。讓更多老百姓觀展無疑擴大了影展的影響。此次影展之還得到王府井大街辦大力支持，一方面是舉辦文化活動已成為 王府井的常態，另一方面，這次影展的宏大架構本身就足以對其產生吸引。
據王府井大街辦統計，《記憶30年》展覽期間，雖天氣嚴寒，但依然每天有三四十萬人的流量，圣誕節期間，最高人流量可達六七十萬人。其中瀏覽影展者達到70%以上，仔細觀看者達50%，深度觀賞者也占到30%，最有意思的是，總流量中五分之一左右是老外，他們中仔細觀展者遠多于中國人。這可能與外國人面對這些場景的視覺差異有關。除借照片拍合影外，許多觀眾還有意識翻拍那些讓自己有所感觸的照片。
這個展覽呈現的是公共文化記憶、公共人生經驗，主要功能就是讓大家分享經驗，感同身受，王府井步行街當然是理想展場，場地、訴求、展品本身也易達到一致。
展覽最提氣的是利用大街旁一處工地圍擋搭起來的大幅照片墻，這些照片成為攝影的最佳背景，不僅擺出和照片主人公一樣的POSE合影者不斷，而且許多職業攝影人也以此為背景拍攝主題照片。展覽開幕當天，各大圖片網站上銷售的以此展覽為背景的主題照片就達數十幅。
展覽到哪里辦，是需要講科學的。進畫廊、進藝術館更多是為了收藏和學術交流，面向公眾的主題展落戶王府井則再合適不過。推而廣之，如果那些以地方形象宣傳為主的攝影大展之類也在王府井這樣的公眾場合展出，是不是會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呢？展示長安鎮改革開放30年變遷的《城鎮記憶30年》，其實已達到了這樣的成效。
前兩年，北京地鐵站的燈箱成為影像展示和形象宣傳陣地，同樣考慮的是良好的傳播效果，現在，地鐵車廂里和各大商場都開辟場地辦影展了。這些還真應了那句常被人掛在嘴邊的話，“影像無處不在”，同 時從一個側面證明，攝影只有更好地走進群眾，才能產生更多觀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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