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書刊設計：傳播文化新聲

2001年受Robert Bernell委托寫作《中國平面設計一百年》一書，擬譯成英文在Timezone 8出版。寫了一半時，Timezone 8遭遇財務危機，出版計劃擱淺。我準備將已經完成的兩個章節陸續在博客發表，現在先發第二章《現代書刊設計：傳播文化新聲》，共九篇，包括2-0.引言; 2-1.2-2.陶元慶的新形色; 2-3.書刊設計大師錢君匋; 2-4.豐子愷的漫畫精神; 2-5.圖案先驅陳之佛; 2-6.聞一多的未盡之才; 2-7.漫畫家與書刊設計; 2-8.其他設計師。以下是引言部分：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

在清末民初，中國的文化仍然是舊文化，書面語言以文言為主，文學上則盛行“鴛鴦蝴蝶派”。“鴛蝴派”高張艷幟，滿紙盡是“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雖然已經用白話文寫小說，但仍保留章回體，除了擅于言情，更沉迷于武俠、黑幕、歷史、宮闈之中，行文不脫舊式文人的趣味，因此一直被文學史家視為舊式文學。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白話文和新文學才得以勃興，并在以后的歲月中不斷發展，最后成為主流。

1915年9月，《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易名為《新青年》）在上海創刊，主編陳獨秀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首倡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從而揭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1917年，《新青年》遷往北京，集結了更多新文化的先驅人物，并借1919年“五四”運動之勢，將新文化運動推往高潮。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則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擎起了新文學革命的大旗。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了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標志著現代小說創作的肇始。之后的文學研究會、語絲社、未名社等文學團體，繼續奉行魯迅所倡導的“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反對“載道”的封建文學和“游戲”的“鴛蝴派”文學，令文學出現了全新的氣象。

“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以狂飆突進的氣勢，向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禮教發起攻擊，并廣泛引入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思想，對國民進行啟蒙，帶領中國邁入一個與世界同步的新時代。“五四”精神從此成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涉世人格和國族責任感的源泉，成為孕育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精神母體。

作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最重要的傳播媒介，當時的書刊不僅在內容上振聾發聵，裝幀上亦呈現了完全不同于線裝書或“鴛蝴派”消閑出版物的面貌。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書刊設計師錢君匋，曾這樣談到“五四”運動對書刊設計的影響：“五四運動，襲擊了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在文藝思想上掀起了一場大革命。那時的知識分子思想解放得非常厲害……在封面設計方面，五花八門，各種派別都有，各種題材都有，各種技法都有，印象的，抽象的，立體的，不一而足。裸體女人上封面已經司空見慣，大膽到極點。”（注2）可見，思想解放的浪潮不僅直接催生了中國的現代書刊設計，更為它注入一種全新的美學風格。而新設計，在準確地把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訴求轉譯為視覺形象的同時，又以其多樣化的藝術手段和新穎的形式，幫助了新文化的傳播。

所以，現代書刊設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可謂息息相關。它從一開始就帶上了精英文化的胎記，與月份牌設計的商業味道和民間氣質截然不同。而這兩種設計，恰好構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平面設計歷史的兩條主線。

2-0-01 《巴黎茶花女遺事》，法國小仲馬著，林紓譯，丁可鈞題簽，玉情瑤怨館刻，1901

此書雖是翻譯文學，但仍采用木刻線裝的古典形式。它以書衣包背，線不外露，已經較為接近現代的平裝本。

2-0-02 《孤星淚》（即今譯《悲慘世界》），法國囂俄（即雨果）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設計者不詳，商務印書館出版，1907，32開，上下冊

以彩色的藤蘿、草地作為封面裝飾，雖然與內容并無多大關系，但相對于素面黑字的線裝古籍來說已經算是突破。

2-0-03 《孽海花》，曾樸著，設計者不詳，小說林社出版，1909，32開，上下冊

這個封面取用不對稱的構圖，海浪、荷花被安排在右偏下的位置，空出左上部來寫書名，紅色的書名題字與紅色的荷花互相呼應，簡單而巧妙，已顯出現代設計的萌芽。

2-0-04 《禮拜六》第22期，丁悚設計，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出版，1914，32開

《禮拜六》雜志是“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在上海灘的市民階層風行一時。當時流行一句話，用上海話念起來朗朗上口：“寧可不討小老婆，不可不讀《禮拜六》”，可見這本雜志影響力之大。其封面設計趣味與月份牌相近，喜用水彩或線描的美人頭像，多數由丁悚執筆。丁悚乃丁聰之父，父子二人均屬中國現代設計史和漫畫史的重要人物。本期雜志在圖像和題字之間的切割比例不太協調，但斜線的設計在當時而言已經算非常大膽。

2-0-05 《青年雜志》第一卷第一號（即《新青年》創刊號），設計者不詳，群益書社出版，1915

《新青年》的創刊號封面分為三個部分：最上端是一張眾多青年在讀書的圖畫，畫中標有法文La Jeunesse(青年)，畫下還用了五線譜作裝飾；中間是美國作家、演講大師卡耐基的肖像，飾以馬蹄鐵狀的花邊，肖像右邊是紅色的刊名，左邊是卷數期數，更加上一個雄雞報曉的圖標；最下方標出出版社的名號。密集的西化符號的運用，表達了新文化運動先驅們推行新學、狙擊傳統的迫切心情。

2-0-06 《春水》，冰心著，設計者不詳，新潮社出版，1923，32開，毛邊本

冰心是“五四”運動中冒起的才女作家，這是她繼《繁星》之后的第二本詩集。書衣以藍色作底，居中是一幅春水圖，涓涓細流中冒起數葉水草，輕柔的繪畫筆觸與秀麗的書法題字相應，洋溢著一股新文學的清爽氣息。

2-0-07 《蜜柑》，沈從文著，設計者不詳，新月書店出版，1927，32開

沈從文的這本短篇小說集的封面以寫實的手法來表現書題，綠葉與蜜柑的布局恰到好處，書名與蜜柑同色，在白底上顯得分外奪目。

2-0-08 《琵亞詞侶書畫集》，浩文（邵洵美）譯，設計者不詳，金屋書店出版，1929，64開，毛邊本

二、三十年代，英國畫家和設計家琵亞詞侶（A.V.Beadsley，又譯比亞茲萊）的裝飾繪畫在中國風行一時，其中尤以他為王爾德的戲劇《莎樂美》所作插圖最深入人心。葉靈鳳因模仿他的插圖風格而有“中國的比亞茲萊”之稱，遭到魯迅的諷刺。聞一多早期的插圖也有比亞茲萊的影子。邵洵美亦是比亞茲萊的崇拜者，他創辦金屋書店，出版《金屋》文學雜志，設計裝幀完全以比亞茲萊設計的《黃書》(Yellow Book)為藍本。這本《琵亞詞侶書畫集》由邵洵美親自翻譯選印，封面用淺灰色紙，以單黑印刷，內頁頁面上均有粉色的花邊裝飾，體現出邵洵美固有的唯美派作風。

2-0-09 《圍著棺的人們》，秋田雨雀、金洋文子著，田漢譯，設計者不詳，金屋書店出版，1929，64開，毛邊本

同樣是邵洵美的金屋書店的出品，設計、用紙均非常講究，以墨點壘成既似棺又似墳的圖形，其大膽的死亡意象，與陶元慶為魯迅所作《墳》的封面有異曲同工之妙（見另貼）；而即興的寫意手法，則堪與聞一多為徐志摩所作《猛虎集》的封面比美（見另貼）。

2-0-10 《蜈蚣船》，澎島著，設計者不詳，北國社出版，1933，32開

在魯迅的倡導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以木刻作封面亦成為當時的潮流。澎島是一個北方左聯作家，他的這本《蜈蚣船》的封面左前方是一個緊握拳頭的人物形象，遠處是船只和房屋，天空上書寫著紅色的書名大字，與黑色的木刻形成強烈對照，是三十年代進步書刊的典型風格。

2-0-11 《花廳夫人》，林微音著，設計者不詳，四社出版部出版，1933，32開

林微音是戴望舒發掘出來的一個文學青年，《花廳夫人》是他的一本小說。封面設計受到構成主義的影響，以中、法文的圖案字體為主要的設計元素，采用斜式構圖、大面積色塊，風格非常歐化，中文圖案字設計尤佳。

2-0-12 《第四十一》，拉夫列涅夫著，亞歷克舍夫插圖，曹靖華譯，設計者不詳，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1937，40開

這是三十年代少見的精裝本書籍。采用40開的異形開度，硬紙封面，黑底燙銀字，設計簡單大氣。當時的良友圖書公司在上海執出版印刷業之牛耳，只有他們才可制作出如此精致的圖書。此書魯迅一直有意自資印行，但未及付印他已于1936年去世，良友算是了其心愿矣。

1.北新書局1927年初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重印，第1頁。

2.錢君陶《書籍裝幀》，載《錢君陶散文》，陳子善編，花城出版社，廣州，1999年，第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