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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正式開放。這成為努維爾最成功的處女秀。這座楔形建筑位于傳統居民區——圣日爾曼區，過去為巴黎貴族居住區，現在仍保留著上百年的公館，大多數變為外國使館和政府機關。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沿塞納河而建，鄰近巴黎圣母院，一面臨街，建筑的兩面墻呈現出非常不同的風貌。沿河的北面墻壁，他使用了一種新的玻璃材料，讓其與圣母院的風格完美融合，還畫出了了天際線。而臨街的南面墻壁，他用一種全新的技術模仿了阿拉伯建筑中特有的挑窗臺。努維爾說：“這個建筑的目的就是談論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建筑的核心就是光線和幾何形狀。”多陰雨天氣的法國無法與阿拉伯的日照條件媲美，所以努維爾想到，使用保溫玻璃，并使用一種可以調節的幾何形狀來控制光照和氣溫。
努維爾跟團隊發明了一種像照相機快門一樣的電子裝置，由電腦根據溫度和亮度來自動調節，從而保持室內的光線永遠適中。同時，這也創造了一種阿拉伯式的高貴；木質或大理石的挑窗臺在阿拉伯人眼里是非常珍貴的，而玻璃制成的挑窗臺也有同樣的效果。因為這個設計太過成功，控光裝置的快門很少需要改變。但政府為了照顧游客的情緒，就設定電腦每小時都會強制閃光一次，這大大惹惱了努維爾。從1987 年到現在，每換一屆總統，努維爾都要去抗議一次，要求改回他的設置，但至今都未成功。
位于阿聯酋的盧浮宮衛星館，和位于巴黎的阿拉伯世界中心，在外形上毫無相似之處，但卻同樣傳達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內核，并與周遭環境和諧互補，從而成為讓·努維爾建筑理念的絕佳范例。他在建筑中大量地使用高科技，先進材料，但在概念上則異常貼近歷史和文化。
“20 世紀和21 世紀剛剛過去的這十年的悲劇在于，我們割裂了自己與地理環境和歷史之間的聯系。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一個樣子，像是被克隆出來的。電腦出現以后，克隆變得更加簡單，同一個建筑只要稍稍地拉長，或者變寬，就可以在另外一個地方冒出來，材料、結構都沒有改變，甚至顏色都一樣。這些是沒有靈魂、沒有言語的建筑。”努維爾告訴記者，“我的每一件作品中，都在尋找事物真實的面貌，這不是一個時髦的想法，但這是做出真品的唯一辦法。”
“我做的是修改，而不是割裂。” 努維爾再次強調了自己的建筑理念。
看一場努維爾導演的建筑電影
“文德斯，大衛·林奇，哦，太多了！”
當記者問起這位建筑師喜歡的導演時，努維爾回答道。他說：“建筑就像電影，總有故事要講，總有情緒要表達。”
沒能如愿成為藝術家的努維爾，在電影中找到了更多的共鳴。努維爾喜歡用電影來闡釋自己的設計理念，在向人解釋自己的作品時，他也愛用電影做比喻，“建筑的存在就像電影，是以實踐和運動來衡量的。一個人思考、構想和閱讀一個建筑物時，是以一連串連續的形式來進行的……建筑不只是形狀、線條的組合，這在過去也許可行，但是今天，建筑意味著更多。”對他來說，建筑設計從開始構思到施工完成的過程，與一部電影的形成并無二致，而他自己就是掌鏡的導演。
2006 年完工的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古瑟里劇院，是努維爾在美國的第一個項目。明尼阿波利斯是一座于19 世紀發展起來的工業城市，毗鄰密西西比河，并依靠水利發展起龐大的面粉加工業。如今，工廠、倉庫、水閘、磨坊成為這座城市的標志。
古瑟里劇院的周圍很空曠，有一座橋、一條河、一個瀑布和一家工廠。努維爾沒有錯過利用這些景觀，他用黑色長方體和圓柱體構架了建筑的主要結構，在一片白色的廠房中一下子凸顯出來。一座“無盡的橋”從建筑的二樓平行延伸出來，橫跨劇院門前的公路，橋的盡頭是一整塊玻璃，如同一個永遠的取景框，將密西西比河上的石頭橋、旁邊的圣安東尼瀑布和巨型廠房凝成一幅安靜的畫面。
就像一個導演的背后有編劇、燈光師、藝術指導等人一樣，努維爾的每個設計項目的開始，都凝結了一個團隊的力量。每個項目設計開始之前，他會召集很多人來討論項目的方案。這其中不但有工程建筑方面的專家，有當地的文化學者，還有他的同事，和來自各界的朋友。努維爾很看重這個過程，這其實也是建筑與環境、歷史和文化對話的過程。他從中積累大量素材，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將所有的可能性一一羅列，構成一份巨大的清單。
接下來，則是他一個人的戰斗，孤獨地將資料吸收轉化，完成質的飛躍，努維爾把這個過程稱為“飛向天空”。努維爾說：“在許多工程的開始，我和我的團隊以及其他參與者有許多會議，我們不斷地討論、分析。這就好像列目錄一樣簡單，把該做的事情和不該做的事情列出來就行。接下來就是我做出選擇的時候，這就像飛向天空，只能是我、建筑師本人的選擇，這也是我的責任。”
在大量的研究報告面前，努維爾陷入孤獨和沉思，等待靈光閃現。他承認自己很多好的構思都是在枕邊完成的，“之前很多人熱烈討論的頭腦風暴，跟此時的寂靜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也是很有意思的反差。”努維爾說。
在沉思中得出方案的努維爾，開始與他的團隊溝通，向他們解釋自己的理念，選擇這些材料的原因，如何處理燈光等一系列問題。充分溝通后，他們開始繪制圖紙，制作模型。最初的方案并非不可修改，“我把我的第一個方案看作是一個感覺的信封，這里面包括了我認為可以起作用的因素。就像導演會返回修改劇本，我們也會在進行的過程中修改方案。”
與導演們一樣，努維爾也喜歡光，并像使用玻璃和混凝土一樣使用光。“傳統的建筑以固定的體量為基礎，忽略了光的重要性、可能性和多樣性。光會改變建筑的形態，對我來說，使用光的感染力是我的建筑中最基本的東西，我的建筑經常被五六組不同的燈光環繞。”
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是一座關于精確空間中光線組織和變化的建筑，也是努維爾的建筑和電影院模擬關系最接近的作品。中心南墻面有自動的照片感光的控光裝置，在中心有懸掛條紋大理石的采光井，這可以為室內帶來光線層次、空間體積和開放閉合感的忽然轉換。這座建筑因它所造成的對比和復雜而富有趣味，它使得參觀建筑就像看一個電影的連續鏡頭。“變化的結果根據穿過它的不同路線，在不同的體積和不同的光線層次之間，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照相機鏡頭的視角和光圈。” 努維爾說。
“愚蠢的建筑遲早會被廢棄”
1987 年以后，努維爾聲名大振，事務所的生意也越來越好。努維爾向他的下一個目標發出了挑戰——摩天樓，為此，他將手下的員工擴展到100 人。
“無窮塔”(Endless Tower) 是努維爾建筑生涯中一件特殊的作品。這座預計400 米高的建筑，是努維爾的一次狂想，在他的設計中，墻面從下往上分別由花崗巖、鋁、不銹鋼、玻璃建造，顏色越來越淺色，以至于人們抬頭仰視時，它就如同逐漸消失在空中一般。這座塔計劃建在巴黎，如果建成，將成為世界上最薄的摩天樓。
然而，1990 年代的巴黎，房地產市場低迷，擴大后的事務所不堪重負，繼而倒閉，努維爾背上了巨額債務。1994年，公司重組，努維爾從老板變成了雇員。直到2004 年才還清債務和稅款，重新獲得公司一半的股份。經過重組的公司逐漸走向正軌，努維爾的項目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我不知道下一個建筑會是什么樣，”努維爾說， “但肯定的是，我需要大量的分析數據和文字資料，這是我想象的基礎。”
建于2005 年的巴塞羅那阿格巴（Torre Agbar）大廈，已成為他的代表作之一。這是一座子彈形的大樓，墻面由25 種顏色的鋁格，和近6 萬扇彩色玻璃窗拼成，罩住了整座建筑。可以根據天氣調節，增強了內部空間的光照，又能隔熱保溫。太陽升起落下，大廈也會呈現出五彩斑斕的顏色，遠遠看去仿佛大樓表面泛起了波光，又好想一股巨大的水流正沖向天際。
2007 年，紐約的11 大街與19 街交界處的100-11 大廈破土動工，它位于紐約曼哈頓的哈德遜河畔，與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設計的IAC大樓相鄰。當讓·努維爾獲得這個項目時，他興奮地給好友弗蘭克·蓋里打去電話，用法語說：“我來了！”
這棟23 層的公寓樓是如此的與眾不同，通體由不規則的玻璃窗拼貼而成，如同升級版的蒙德里安的抽象畫。每塊玻璃的大小、透明度、傾斜角度都不同，所以人們在不同地點、時間觀看，就會看到不同的效果。照例，努維爾包攬了這座公寓的全部內部裝潢，金屬感的廚房，觸控的洗手間，每個房間都能享受到整面墻一樣大的玻璃窗，視野開闊。
而紐約當代美術館（MoMA）也將75 層的摩天大廈項目交給了努維爾。這是一座鋼和玻璃結構，扭曲的、“鋒利”的大廈。努維爾的商業伙伴米歇爾·帕里西（Michel Pelissié）說：“這是他現在最重要的項目。”為了一圓摩天樓之夢，努維爾十分渴望得到這個項目，甚至敦促帕里西不要在談判費用時與開發商太過計較。
努維爾常被人指責作品不夠考慮實際，浪費資源，維護費用高昂。努維爾認為，可持續性發展問題人人都在談，但這件事不用多談，只是需要行動。“在做建筑設計時，你不僅要考慮建筑成本，還要計算維護成本和運營成本，我們要把近二十年的預算都計算進去，然后選擇最便宜的那個。所以這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理論人人都同意，但現實是另外一回事。因為你得投入更多錢。但當你問人要錢時，人人都說不。對我來說，可持續性的建筑不僅僅是關于材料、結構，而是一種概念，建造可以長久留存下去的建筑，因為愚蠢的建筑遲早會被廢棄。”
“我總是在設計不同的建筑，從不使用相似的語匯，”努維爾說，“但我的設計態度從未改變，我關心的價值從未改變，建筑是時代的縮影，這是我對建筑的定義。”
讓·努維爾的枕邊，常年放著葡萄牙詩人佩索阿的日記式的詩集《不安之書》。“它讓我感到平靜。對于像我這樣太過忙碌的人來說，這是一種哲學的洗禮，是必要的宣泄。”
“我永遠生活于現在。未來怎樣我不知道，而過去已非我所有。前者具有一切可能性，使我感到壓力，后者是虛無的現實。”生活在現在，也是努維爾的信條。他常說自己是一個享樂主義者。“我從沒遇到過像他這么不在乎錢的人，”努維爾多年的好友吉爾博·布朗斯通（Gilbert Brownstone）說，“他喜歡意大利食物和好的紅酒，只要有了這些，他就煩惱全無。”
在外奔波時，努維爾經常會掛念自己13 歲的女兒。這是他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天生大腦損傷，不會說話、寫字和走路，只能在別人的看護下度日。“她喜歡電腦，還會拍些照片，我想，也許她能成為一名非常特殊的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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