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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以計數的建筑在租界中紛紛聳立，現在又有多少留在新社會的陽光下。施培琦 攝
在已經有了數不勝數的關于上海建筑的敘說之后，這次敘述又有些什么新意？我嘗試用“海派文化”加以解讀，但愿這是一條有趣也有意義的路徑。
先說一個人物：拉斯洛·鄔達克。
1918年11月的某日，奧匈帝國的前中尉鄔達克先生腳步踉蹌地走出了黃浦江的匯山碼頭，相信不久他便看到沿外灘已經鋪展開來的建筑，它們是馬海洋行設計的“上海總會”，是馬禮遜洋行設計的匯中飯店，以及麥克倍恩大樓、華俄道勝銀行大樓、東方匯理銀行大樓。
鄔達克會心一笑了嗎？那不正是他最熟悉的建筑，它們煥發著美輪美奐的老歐洲美學光彩？設計師們沒有將此地看作遠東，而是看作倫敦或巴黎的某個街區了。
那時沒有海派文化一說。
19世紀60年代，西方男女們陸續地抵達這里，他們中有軍人、政客、神職人員、大小冒險家，以及這篇文字的主角，“讓石頭煥發出詩意”的西方建筑設計師。
其時，上海還被不懷好意地稱作“綁架之城”，而如果我們確信歷史的下述敘述，那么，在英帝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與上海道臺宮慕久簽訂了《上海土地章程》之后，先是李家莊一帶的830畝土地被確定為英國人在上海的第一塊租借地；三年后，租界面積由830畝擴展到2820畝，而在1863年，英美租界合而為一稱之為公共租界，租界大空間基本成形。當然，以后還會繼續擴張，那是要交給“越界筑路”這個歷史事實了。
與基本成形的租界空間同步，西方建筑設計事務所亦不斷增多，最早在租界中開辦起西方建筑事務所的是有恒洋行，在懷特菲爾德、金斯密的組織領導下，它為上海留下了總巡捕房、張園、外白渡橋等等不同類型的建筑；比肯施泰特的順祥洋行與威廉·凱德納的同和洋行，也在同時代的租界中施展拳腳，它們留下了讓人瞠目結舌的市政工程，或讓人神魂顛倒的圣三一堂。
上海被改變了嗎？這是毫無疑問的。
形態各異的建筑在租界中一一佇立，它們都是西方文化投射下的產物：最初殖民地式，也叫作券廊式；隨后是文藝復興式、新古典主義式，這些建筑改變了李家莊這一帶的天際輪廓線，讓上海初具了世界大都會的雛形，但陽光照耀下的陶立克、愛奧尼、科林斯巨柱，或被飛鳥一掠而過的羅馬穹頂、巴洛克塔樓，它們閃耀的是異民族文化的光彩。威廉·凱德納們的設計當然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只是這種文化自信又常常不由自主地轉化成文化傲慢，這讓他們既無視眼中的上海，也不接任何的地氣，旁若無人到了唯我獨尊的程度。對這樣的美學風格，無論上海道臺大人還是上海普通市民，想來在目瞪口呆之下只能啞口無言。
只有當歷史進入到20世紀第二個十年，在鄔達克偶然地流亡至上海，更年輕的西方建筑設計師一一地進入鴻達洋行、哈沙德洋行、新馬海洋行，童大酉、范文照、陸謙受他們也從美國留學歸來，上海建筑方顯示了新的面貌。
又有無以計數的建筑在租界中紛紛聳立，有不少即使在今日也是上海的經典之作：它們是公和洋行設計的沙遜大廈、鄔達克設計的國際飯店、米紐弟設計的畢卡弟公寓、陸謙受設計的中國銀行大樓、范文照設計的南京大戲院、童大酉設計的上海特別市政府大樓……此外，在跑馬總會大樓、百樂門舞廳以及數以百計電影院等等空間中，全都展現了海派文化的獨特韻味。最有意思的是，發端于1925年法國的ART DECO風格在其時上海大行其道，使得城市形象得到了真實的固定。雖說ART DECO并非上海原創，但基于這種風格“沒有祖國”，既不獻媚于歐洲某煊赫的王朝，也不依附于西方的某列強文化，它追求的普世價值和傳揚的國際式文化，完全暗合了上海沒有邊界、完全開放的內在精神，可以將它看作海派文化的一個圖騰。
湯因比說得真好：“一個文明，如果能夠成功地應對挑戰，那么它就會誕生和成長起來，反之，它就會走向衰落和解體。”
百年租界中，無論鄔達克還是童大酉，抑或同時代的中西方建筑設計師，有意無意地，他們用各自設計的建筑將湯因比理論在上海作了一次實踐，這讓曾經的漁村最終催生為一個大都會。當今天的我們回望1843年至1943年這百年租界里的種種建筑，我們會發現，在龐大的體量、壯麗的風格背后，其實產生的是吳越文化子文化的上海文化與來自西方的文化的劇烈碰撞，而在時斷時續的交匯、躊躇不定的融合之后，漫長的時光最終陶冶成了一種新文化海派文化。在這個意義上，一部百年上海建筑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百年海派文化的演進史。上海建筑真實地佐證了這座城市如何從它的“暗錫歲月”一路過渡到了“白銀時代”。
（作者系作家、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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